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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福斯特·华莱士1138页的《无尽的玩笑》一开头，恩菲尔德网球学校学生哈尔·因坎旦萨正在大学招生办经历一场爆发式、精神崩溃式的存在主义危机。在他的网球教练和舅舅为他精心设计的“走过场”面试局面逐步垮台以后，哈尔像头沉寂多年的野兽，对着闭上的眼睛里红色洞穴一般的黑暗大声嘶吼——“我不只是个打网球的男孩。我有复杂的经历。经验与感受。我很复杂。”“我不是台机器。我有感觉，有信念。”“请别认为我不在乎。”合理的怀疑是哈尔的怒吼并没有被任何人听见，办公室里的“各种头与身体”听见的只有“非人发出的声音”。哈尔·因坎旦萨在招生官震惊的瞳孔里被拖了出去。这是小说的开头，也是整部小说时间线的终点。

很少有布局看起来如此潦草仓皇的巨型长篇小说，每个段落长短不一，毫无章法可循。华莱士在小说里自创的某种“广告赞助纪年法”，只在一些段落代替章节名出现，且在小说中段才第一次以时间顺序排列出来。从结构上说，《无尽的玩笑》可能有种天才对控制的彻底无视。更具文学分析精神的读者会发现小说的结构可能(只是可能)与书里自创的一个叫做“环状”的化学概念有所关联。也就是说，小说的所有叙事片段都在一个封闭的环状结构(想象化学符号)上存在，因此整部小说像个方向盘一样可以被转来转去，一旦放手，会摆动到时间上的某种中心位置，比如4月1日愚人节;或者空间上的某种中心位置，也就是美国波士顿这座城市。“环状”概念又被华莱士更进一步发展成另一个“环状聚变”(类似核聚变)的概念——这种小说中处理垃圾的压缩发射法，也可以当作叙事手法看待。每段叙事都能内爆出一段新的叙事，也可以继续被压缩回去，比如被塞进书最后字体更小的长达100多页的注释当中。

最终极的环状聚变，无论从叙事意义还是精神意义上看，都是自我意识的牢笼。哈尔·因坎旦萨的父亲詹姆斯·O.因坎旦萨，一位把自己的脑袋正正好好塞进微波炉门于是像爆米花一样爆炸的光学博士兼业余电影艺术家，是此类“牢笼文学”的专家，也是“无尽的玩笑”——一部封面上带个黄色笑脸的“娱乐至死”作品的“电影作者”。光是以《牢笼》为名的实验电影作品在詹姆斯·因坎旦萨冗长的作品表上就出现了5次。在华莱士的意识当中，“环状”与“牢笼”应该是对等的概念，笼中之物与笼子的关系是字面意义上所谓“环形”的，这是人的躯干(表象)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也是作为文本(或以包装精美的书本形式甚至文化现象出现)的小说与作者意识之间的关系。这部小说用最繁复、最让人受不了的方式告诉我们，这几乎肯定是不太好的关系。

《无尽的玩笑》前40页中，人类终极绝望的雏形已经全部展现。哈尔·因坎旦萨在一间坐满了人的房间里，却完完全全是一个人，他的精神崩溃来自多年来不断环形分裂又永远被闷在自己心里的所有情绪，无论他最终如何嚎叫，都不再有人能听明白。我们紧接着看到肯·艾德迪——一位毒瘾程度看起来并不算太严重但在纠结、自耗方面的心理问题绝对教科书一般的美国职业人士。他花了整整9页的篇幅，在家里的电话机前极为焦虑地坐立难安，苦苦等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给他送来“最后一次”吸毒所需要的毒品。艾德迪在放纵与自恨之间咬牙切齿，在牢笼里放纵自己，又在牢笼里憎恶自己过于放纵，环形牢笼的逻辑以此类推。忽然小说又回到10岁的哈尔·因坎旦萨，他坐在自己父亲假扮的“心理医生”面前，两人在进行一场美国式充满文字游戏与修辞隐喻，却从不直截了当的无效“对话”，在交流无能的回声牢笼里消耗彼此仅剩的情感。此后，我们第一次在小说《无尽的玩笑》里看到那盘娱乐至死的录像带《无尽的玩笑》，一位阿拉伯随行医生坐在一把能让人饭来张口的躺椅里，按下遥控器开关，一下被这盘录像带击中脑袋。

至少在30岁不到、写《无尽的玩笑》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眼里，生存这座牢笼就是孤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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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尽的玩笑》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进行简单的对应比较是适当的。《无尽的玩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敬，不仅在于因坎旦萨三兄弟的设置，整部小说不断在环形分裂的，正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著名的“大法官”场景里所谓“命运与自由意志”“邪恶(或虚无主义)之诱惑”一类有关如何存在的抽象问题，以至于在小说接近尾声的第1017页，华莱士甚至字面意义上安排了一场“大法官”里伊凡与阿廖沙有关人本善与人本恶的较量。

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队医巴里·洛克为了向他深受生活打击、信奉犬儒主义的哥哥证明人本善，在波士顿大街上不洗澡不换衣服，当了近一年的流浪汉。他不讨钱，只要别人碰他一下，给他“基本的温暖与接触”。他在街上足足待了9个月，才遇到了14岁的因坎旦萨家老二、畸形低能儿马里奥·因坎旦萨——马里奥想也没想就跟巴里·洛克握了手，好像阿廖沙最终给伊凡的那个轻吻一样。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凡说了句无奈的俏皮话——“这算是抄袭……但还是谢谢你。”《无尽的玩笑》当中，巴里·洛克的人生因为马里奥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身上没有任何污点的马里奥·因坎旦萨在这部小说中不断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