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里，苏格拉底问道:“什么是美?”“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其为美。”

如果给美再加一个时间的条件呢?他又会如何审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横亘50年，在不同的时代审美中始终创生新颖的美学经验呢?苏格拉底或将喃喃回答，“美是难的”。

站在中国第三代油画家王文彬的几百幅油画作品前，我却发出赞叹：“美啊，请为我停留!”

王文彬的油画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上世纪50到60年代，“因精神而明亮”。1962年《红领巾》里，女孩的眼睛，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精神的镜子。画家在《夯歌》《强大的动力》等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以劳动为美”的乌托邦劳动者群像。

第二阶段，上世纪70到80年代，“因痛苦而思索，因自然而丰盛”，他在中央美院获得“外光王”的赞誉，后东蓖农家系列风景写生画，以丰富但不热烈的东方情绪色度、中庸的条件色色阶描绘出了温带光线下的空气颤动、农舍的田园意趣。

第三阶段，晚年，臻于至境，“因悲悯而静悦”。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雨夜花》《生命系列》等静物画，是古典和现代、西方和东方、民间和学院的融合，形式富有现代意趣，主体回归古典意境。

正如罗曼·罗兰叙述贝多芬，“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而王文彬是用痛苦换来色彩，以色彩获得治愈：在历史和生命的本源性的思考、求索中，以开放和现代的笔触，最终获得艺术风格的自由。

“因精神而明亮”

《红领巾》是一幅逆光下的人物速写，作于196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并不强烈，背景是暖灰墙面，人物的红衣及领巾占据大幅画面，形成暖色调。女孩手捧黄色花束，眼光纯净，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她让我想起艺术史上经典的孩子形象，比如歌德的“夏绿蒂”、安格尔《泉》中的执壶女孩、毕加索的“持烟斗的少年”。而她，是我们的中国女孩。那里，有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回忆。

“只有较久的相处才有可能找到反映人内在本质的某种外在的可视特征。因此一个美术工作者要在生活中熟悉各种各样的人，观察他们了解他们，训练自己从人的一个眼神、某种肌肉的轻微颤动、一条皮肤上的皱纹中看出它们丰富的表达心灵深处奥秘的语言来。”王文彬如此解读自己的创作。高光点睛，少女的眼睛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精神的镜子。

1957年的《小丫头》里，你可以看到画家“偷学”印象派时色彩的肆意酣畅。王文彬写道：“为平衡以俄罗斯灰色调写生作业而产生的重压感，只有多到室外作色彩写生。我热爱自然，通过写生，我感觉阳光下的祖国风景与俄罗斯的色调大不相同，却更近似于法国印象派。”

相较印象派画家笔下的女孩，王文彬笔下的小丫头似乎更接地气，山坡的花朵树木，敞开着小碎花红衣，露出一部分上身的小丫头，手中的野草杆，彼此成为自然的生命呼唤。画面传递的，还有画家自身的昂扬生命颂歌。195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全力投入学习时，右肩关节疾病令他不得不休学治疗。手术失败，出院返校时他已成为右肩关节强直的残疾者，只得顽强地训练用左手作画。而这只是画家生命中的第一次命运叩门。

《夯歌》是长时间酝酿并在1962年仅用20天时间完成的。为了表现运动和音乐感，画作吸收了我国民间艺术的强烈色彩和装饰性特点，又强调了阳光的感觉。年轻的画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苏派纯粹写实的传统油画方法，而是探索着平面的装饰效果和光色的表现结合，以及线条的运用和素描造型的结合。

“由于这里交通闭塞，姑娘和媳妇的装束打扮很多和十年前差不多，十分质朴，她们对新事物、对文化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而把劳动当成了欢乐。”这种对乌托邦劳动者的精神塑造，在1974年《强大的动力》的描绘中达到了画家第一时期绘画的顶峰。

王文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彼时把信仰变成了自觉，把心的求索当作实现的路径。从他真实的人物素描到最终乌托邦工人的凝练，实际是画家因遭遇各类运动轮番折磨而处于信仰危机时刻的艺术治愈。他试图延续夯歌传递的精神面貌，但这亦成为最后的余响。

韩师傅，一位热爱学习马列的电厂工人，让画家联想到了罗丹的雕塑《思想者》。画面情节来自韩师傅每天早晨的学习，构图以学习中的老师傅为中心，作了一定的集中概括，那只绘有“抗美援朝”字样的茶缸，就是配电班一位当年参加过援朝的师傅的物件。画面上，人物坐在平时休息和学习的室外环境中，初升的阳光照着他，也照亮了开阔的电厂景色。

画家在高度写实中试图塑造一位工人，他热爱劳动，热爱思考。这种神圣化的努力，或如保罗·蒂利希所述，“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使之从日常生活的尘嚣和世俗琐事的嘈杂中显露出来。”

很奇怪，画面传出的动力如果配以音乐，当下于我，却是皇后乐队的“WeWillRockYou”。千万人随着摇摆、高歌，那种集体仪式，因时代的光而有不同的调质，但在喧嚣中求同，在求同中获得集体背书的心理是一致的，或许未来也会延续。这大概就是“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