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日趋明显，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等代谢性疾病患病率不断上升。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达1.41亿人。而在4月14日下午召开的首届中国糖尿病和代谢性疾病药物器械研发创新大会上，有两名讲者就公开表示自己是糖尿病患者。

今年是胰岛素在中国临床应用100周年。当下，糖尿病治疗手段不断完善，国内糖尿病患者在临床诊疗上还存在哪些困难?知名内分泌专家、亚洲糖尿病学会副主席杨文英在接受包括《每日经济新闻》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的困难是糖尿病患者人群庞大，但是国内管理能力还比较薄弱，要把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真正建立起来。

2021年6月，皮下注射剂版本的司美格鲁肽在美国获批减肥适应症。在“打一针就能瘦下来”的诱惑下，在国内仅获批糖尿病适应症的司美格鲁肽摇身一变成了“网红减肥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表示，通过药物减重是为了提高身体健康程度，而不是为了瘦身，在没有医生把关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司美格鲁肽用于减肥，会存在一些安全风险。

为何无法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前期干预?

1921年，胰岛素被人类首次发现，随后胰岛素被投入临床使用，改变了众多糖尿病患者的命运。纪立农介绍，在糖尿病患者治疗上，先后诞生了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同时在血糖监测以及胰岛素提供装置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目前仍然无法使1型糖尿病患者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还有非常大的治疗需求有待填补。

糖尿病患者中绝大多数是2型糖尿病。纪立农表示，当前全球糖尿病诊断率只有约50%，在糖尿病的早期诊断上仍然有很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青少年2型糖尿病患者，中国现在在低年龄段的糖尿病发病率上是全球最高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带着糖尿病走入到成年和中年，就可能会有并发症的威胁了。”

糖尿病后期常伴随着心脏病、眼疾、肾病等多种器官并发症，而糖尿病早期是可以逆转的阶段。那么，该如何提高糖尿病早诊早治?纪立农提到，国内目前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数基本上和糖尿病患病人数持平，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了糖尿病患病人数，目前也有一些研发方向是让患者能早诊早治。不过，他强调，在满足糖尿病患者群体诊疗需求的同时，去解决糖尿病前期预防问题，让人们不得糖尿病，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从卫生资源的分配来讲，无论是哪国政府，都很难在糖尿病前期上支持新的疗法，因为现有医疗体系在应对糖尿病患者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负担已经非常重了，医疗体系还没有准备好进行糖尿病前期的发现、干预和管理。”纪立农建议，药企要谨慎开发针对糖尿病前期的产品，目前所有的监管机构都不敢开糖尿病前期适应症的口子。

纪立农表示，糖尿病前期是一个社会问题，要通过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来减少形成糖尿病前期的环境，而不是要通过药物治疗来防止糖尿病前期发展成糖尿病。

警惕糖尿病伴发精神障碍风险

对糖尿病患者实施慢病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在采访中，杨文英提到，美国通过长期的糖尿病综合管理，在1995年实现了糖尿病心血管事件平稳下降的拐点，糖尿病心血管事件逐渐减少。“我们国家还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医疗网络还没有电子化，没有完整的数据库记录患者情况。我希望把慢病管理数据库先建立起来，建立好之后，再从数据库队列长期随访中拿到数据。”

杨文英也提到，国内糖尿病患者人群庞大，但是国内管理能力还比较薄弱，国家很早之前就要求建立三级医疗服务网络，要把慢病下沉到基层，需要会诊的病人再去上级医院。“当形成一个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后，我们的慢病管理就能踏踏实实做起来。现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怎么真正落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纪立农认为，美国1995年能在糖尿病并发症上出现拐点，实际上还是依靠标准化的治疗，临床上出现了更多对心脑血管疾病有改善作用的药物，比如降压药、他汀药物，以及适当使用阿司匹林。另外，患者的依从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纪立农还称，在糖尿病治疗中要强调综合达标，即让血糖、血压、血脂达标，只有这些都达标，才能看到糖尿病并发症发生风险下降;同时需要良好的医疗网络，让患者无论到哪一层都能享受到同质化的医疗服务，并根据病情轻重接受治疗。

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智广在采访中提到，要警惕糖尿病患者伴发精神障碍的风险。“糖尿病患者伴发精神障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疾病的担心，经济的负担，家庭的影响，甚至工作能力的降低等等，都可能导致抑郁的发生。”周智广还表示，并发症的出现也可能影响情绪、导致抑郁，普通人也可能会短暂地出现这种状况，但要在临床上确诊抑郁，需要严格评估;如果患者情况比较严重，还需要精神科医生来会诊。

降糖针被用作减肥针有何风险?

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是诺和诺德研发的长效GLP-1类似物。2017年12月，FDA批准司美格鲁肽在美上市，用于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2021年4月，国家药监局批准司美格鲁肽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