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生命认知,延伸生命尺度,“长寿时代”已成为激发每个人、每个家庭围绕长寿、健康、财富三大要素,激发时代动能、创造时代红利的“真实行动”。
4月7日,2023年“世界大健康博览会——长寿时代高峰论坛”在武汉揭幕。本届论坛以“开启更长寿、更健康、更富足的新时代”为主题,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分享对于长寿时代、健康老龄化、长寿经济、养老金融的前沿研究与实践经验。
人口老龄化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人口发展趋势,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健康、养老与筹资问题正在成为各国面对的核心经济议题,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也成为国家政策规划蓝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拐点来临,当长寿时代奔袭的步伐比预想中更加紧迫,纵观长寿时代之下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变革,长寿时代从一个客观现实正丰富为链接确定性未来的主观行动。
健康老龄化可创造长寿红利
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0.8%。根据联合国预测,2035年附近我国人口抚养比将超过50%,达到50.4%。
人们常常用“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形象地刻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若将“生之者”视为劳动年龄人口,把“食之者”视为非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长寿时代,促进“食之者”向“生之者”转换,是创造全新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路径。
健康寿命不仅可以提高个人和社会的幸福感,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资本。新加坡国立大学人口健康中心执行主任、陈婉清医学科学讲座教授、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JohnEu-LiWong在长寿时代高峰论坛上提出,“健康是一笔资产,延长工作寿命可以扩大经济体,增加税收和消费,减少养老金和社保负担,促进跨代团队的生产力和创新力。”
于个人而言,健康资产可以实现经济价值;于社会而言,健康老龄化可以创造长寿红利。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赵耀辉在主旨演讲中称,“只要我们能够实现健康老龄化,老龄化就不是问题。”未来随着健康进一步改善和制度创新,使健康老龄化转化为生产性的劳动能力。
长寿时代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
红利如何从潜在变成现实?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恩从国际国内的比较角度,分析了长寿时代对人口、经济、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和挑战。他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升高龄社会和长寿社会的水平,而且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如何让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做到价值再造和价值创造。
刘国恩教授引用了国内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说明了延迟退休、信息技术、机器人等因素对提高生产力和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作用:
赵耀辉教授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中,65岁以上男性退休后潜在可利用工作时间占40%多,女性更高一点,这意味着巨大的生产力损失;
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教授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城市中,60岁强制退休的男性在退休一年后健康水平显著下降,而自愿退休的人健康没有下降,这意味着巨大的健康成本增加;
根据麻省理工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DaronAcemoglu教授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在机器人装备上大幅超过年龄结构比较轻的国家,并且机器人装备有助于抵消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只要把这些条件发挥起来,人口红利就会变成现实。”刘国恩呼吁建立一个适应长寿时代的生态文明。
长寿时代,人们可以通过拥有更长周期的健康状态,获得更长生命周期和职业周期。JohnEu-LiWong表示,根据英国的研究,将工作年限多增加一年,可提高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2020年,欧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的非市场化活动,如照顾孙辈等,这些活动货币化计算后,相当于GDP的7.8%。“老年人的能力得到很好利用,就会给社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会让经济变得更加蓬勃。”
在JohnEu-LiWong看来,长寿时代带来的经济回报将十分可观。
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夯实财富基础
健康老龄化需要健康、长寿,也需要财富基础。
“长寿时代,人人都将带病长期生存。”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泰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泰康生命医学中心主任宋保亮揭示的一组研究数据再度论证了这一观点。“中国有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中国老年人带病生存时间已达9.1年,65岁以上多病共存的老人占比达到2/3。”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重大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科学问题。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詹余引在论坛现场表示,养儿防老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是自身能力的代际的转移,是几千年来中外都有的传统模式,18世纪这个模式就已经转换到了俾斯麦的社会保障体系,即现收现付的养老方式。但现在这个模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即出生率的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数据,2022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