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会迎来真正实质性的转变吗?”作为一名镇卫生院的副院长，老蒋对最近的一系列政策吹风既兴奋又有犹疑。

12月15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以及此前的“新十条”，都在强调要重视基层医疗，并要支持基层医疗建设。

三年前疫情伊始时，“基层医疗”“分级诊疗”这类此前普通老百姓比较陌生的概念被不断提及，但对于基层医疗的现状，外界了解的并不太多。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赶赴多地对基层医疗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综合记者从不同地区获得的多个样本来看，基层医疗的布点和硬件建设基本上都比较到位，但也存在资源倒置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基层(主要指农村地区)医护人员普遍不够，且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解决之道。

资源错配

在湘贵交界处的一个民族自治县，第一财经记者对多个乡镇的医疗情况进行了走访。

这里曾连续多年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下辖18个乡镇，近千个行政村。该县最大的医院是县人民医院，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床位499张;实际开放床位700多张，现有在职干部职工700余人。即使如此，该卫健局的报告显示，当地的确认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仍需要送往上一级人民医院，其医疗资源的局限性可见一斑。

记者在该县的多个乡镇看到，当地基层医疗的布局较为完备，每个乡镇都有一家卫生院，几乎每个村都有卫生所(室、点)。有一个现象与记者去那之前的预判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记者在多个乡镇看到，当地建设得最好的几乎就是学校和医院，要知道，这个县刚摘掉贫困县帽子。

据当地的基层干部介绍，这些医院的建成，主要是因为前几年的扶贫政策带来的红利。据介绍，大部分的乡镇一直以来都有卫生院，但有的可能场地不够大或者医疗设备过于简陋，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医疗卫生和教育一起，成为对口帮扶方最乐意也最常见的选项，因此，一些卫生院的改扩建、设备扩充等等就在这期间得以实现。这在该县是一种普遍现象。

记者看到，这些乡镇卫生院大多数床位充足，也拥有较为新的设备，但就诊的人并不太多。

“床位数量的设计是与当地人口相关的。”当地一家乡镇卫生院的副院长苏文斌介绍，如果以户籍人口数来看，当地每千人拥有床位比则是一个较低数字，远低于其所在省、市这方面的配比，但是，从现实来看，当地农村普遍“空心化”严重，大部分人口都外出打工，留守的基本上是老人，“有的村留守人员不到全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导致卫生院的床位、规模设计会大大超过实际需求，从而造成资源闲置。

但记者在一些经济更好的县域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在湖南省长沙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多个镇卫生院门庭若市，住院的床位基本上全满。记者对比发现，该县与前述民族自治县的户籍人口数相当，甚至每千人床位占比还要高于后者，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呢?

“如果以户籍人口数为参照，那么大部分乡镇卫生院的千人床位占比都是比较低的。但是一些农村空心化严重，留守人员较少，这种情况下，医疗资源的配比就会显得较为充足。”苏文斌介绍，越是贫困地区，外出人员越多，农村空心化越严重。经济相对较好的地区，外出人员比例没那么高，加上有些地方还会发展企业、产业，会吸引外来人员，因此，这些地区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相当，甚至超过户籍人口，就比较常见了，这种情况下，卫生院的压力就会显现出来。

“这就是明显的资源错配，但也不能说那些因为大量人员外出而导致医疗资源闲置的地方当时的设计就有多大问题，也许那些外出的人大多数迟早都会回乡呢，对吧?”苏文斌说，帮扶项目很多都喜欢“一步到位”。

身为长沙市下辖县级市的一家镇中心卫生院的负责人，老蒋很羡慕能够成为帮扶对象并且“一步到位”。“我们想扩建住院部并增加床位，报告打了几年，最后终于批了，但碰上财政吃紧，一直都没能落地。”

不少农村的卫生院建筑都具有一定规模，且分工、分区完备。刘浪摄

楼盖起后

12月14日，第一财经记者来到华中地区某县，在县城医疗机构集中的区域，一座崭新的医疗中心大楼映入眼帘，一座现代化的公卫一体化医院矗立于此。两个月前，这座新大楼刚启用。

据当地官方介绍，新医疗中心总投资近9000万元，占地面积20余亩，除设置了相关科室外，还配备了标准化生物安全P2实验室，可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防控、卫生监测等方面提供快速、精准的技术支撑。

据第一财经记者调查，三年疫情以来，随着疫后重振以及公卫短板补助工程的实施，在国家相关融资贷款的协助下，各地建起了一座座新的卫生大楼，可是在后续运营方面依然缺乏资金，同时随着疫情后医院门诊量的下滑，医院长期收支难以平衡，经济运行困难。

疫情最开始爆发的时候，作为县里卫生系统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梅第一时间负责组建隔离病区以及缓冲区，为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此同时，在后续疫情防控过程中，由于院感控制得当，还获得了上级领导的褒奖，因此各项资金补贴也及时到位。

刘梅说，上级部门在抗疫国债以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