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02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2处遗产点写满商旅云集千帆竞发的记忆,连接起宋元泉州的城市、港口与腹地,完整勾勒出千年前作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重要引擎的泉州所承载的价值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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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遗产既是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文明瑰宝,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这十年,在中国,世界遗产不仅仅是数量在增加,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更多元的类型和更高的水准,更加完整地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包容、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明古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中国的世界遗产既是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文明瑰宝,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中国第五十六处世界遗产。从2012年澄江化石遗址和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算起,十年间中国增加了15项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居世界第二。作为世界遗产大国,中国始终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诠释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这十年,我们不断讲述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耕文明从起源到演变的故事。
东南沿海地区,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西南山地之间,哈尼族人民创造了由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组成的“四素同构”耕作体系。它们共同见证着古老的稻作文明。
如果说,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代表着悠远与传统,那么福建的鼓浪屿则作为年代最晚近的世界遗产,表现着中华文明年轻的一面——敞开怀抱、吸纳四面八方的新鲜事物。这里有闽南居民、外国侨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营建的生活空间,还通过学校、医院、银行、邮局,成为近代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纽带。
广西崇左的左江沿岸,古代骆越人在崖壁上绘制岩画。崖壁好似一块块巨大的幕布,映射出中国人对于山水的独特理解。而天山、可可西里、梵净山等自然遗产,也都是中华山水的杰出作品。这些人文精神与自然景观交织的遗产,带给全世界独特的审美体验。
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和大运河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两个大型线性遗产是跨越千山万水的历史遗存,填补了我国世界遗产类型的空白。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的中国故事穿越古今,至今仍在谱写活跃的乐章,生动地告诉世界,尽管地理空间局限,地形地貌复杂,文明交流、交融的步伐从未停止。正在申遗进程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等项目,也在不断书写中国与世界交流相融的故事。
这十年,《世界遗产名录》不仅增加了15项中国的遗产,而且更加完整地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包容、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明古国。
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法赢得赞誉
十年中,中国对于世界遗产项目的保护与管理不断完善,备受关注。
世界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等原则,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就已经体现。可以说,世界遗产保护理念进入中国的过程,是国际框架与中国方法相互印证和结合的过程。“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一直是中国进行世界遗产保护的宗旨。
至今,中国已建立起以文物保护法为基本,与世界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相衔接,以各级法规、规划为支撑的世界遗产保护法规规划体系。根据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国情,世界遗产在中国的保护管理机制,既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也有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等为代表的重大保护项目,长城、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一方面通过全面改善遗产本体和周边环境的保护状况,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挖掘展示其丰富内涵,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文明瑰宝。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相关事务,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法。比如世界遗产监测,由于遗产数量多、地理分布广、保护管理条件复杂,中国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规划,在制度规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有益探索。依托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建立起联系国家、省区市、遗产地三个管理层次的监测预警体系,并形成了年度报告、年会、移动端平台等一系列手段。这一套监测体系的独创性和实施力度,为世界各国进行世界遗产监测提供了宝贵经验。
我们的人员和技术走出国门,参与援助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境外保护修复项目,展现了中国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水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合作,连续多年举办关于世界遗产管理的国际培训,培养了近百名国内外学员,其中一半是其他国家世界遗产地的实际管理者。
让世人领略世界遗产之美
走进世界遗产,领略世界遗产之美,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更成为青少年成长中的宝贵经历。
2021年的国际古迹遗址日,故宫举办了一场“我在故宫画彩画——听障青少年走进文化遗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