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树木发芽的时候，疾控人都前往基层开展防控，等秋天回来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已经落掉了。”广西的一位老疾控人与《中国经营报》记者谈及过去防治疟疾的故事，“当时我们实地调研疟疾的情况，一去就大半年。民间曾对此笑谈，有女不嫁防疫郎，一年四季守空房。”

广西为我国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四大高发区之一，过去70年里，无数疾控人前赴后继在抗击疟疾的道路上。

2019年，广西通过国家消除疟疾终审评估，标志着广西达到消除疟疾的标准。

久久为功。经过70年的努力，2021年6月30日，中国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给予的无疟疾认证。

化身“捉蚊人”

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

历史上，我国曾是疟疾最为肆虐的国家之一。以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疟疾流行最为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政府便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疟运动。在缺乏有效抗疟药物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通过组建专业防治机构、进行集体治疗和大面积滞留喷洒灭蚊剂等防治措施，有效控制了疟疾的病原和传播媒介，使得疟疾感染率和发病率大幅下降。

在人人谈疟色变的年代，不少疾控人忍受蚊虫的叮咬，卷起裤腿跋涉在疟疾最为险恶的一线，筑成防控疟疾的防线。

疟疾曾是广西桂林龙胜县发病率最高、常年传染病之一。“龙胜两条江，不打摆子生疥疮”，“稻谷黄、病满床”，这些民谣描述了疟疾对龙胜人民的危害之重。

“我们需要在实验室里解剖大量的蚊子，甚至还需要为蚊子打针，让蚊子对疟原虫产生免疫力。”叶明(化名)作为广西的疾控专家便参与了当时的抗疟行动。除了做蚊子抗药性研究以及疟原虫的诊断、免疫学的监测等研究工作之外，叶明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现场调研。

“过去一到秋收，到处都是打摆子的人。”叶明在广西龙胜县瓢里乡考察时发现，村子里稻田黄灿灿一片，但却无人收割。当地的建筑主要属于人畜共住的木结构建筑，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的特色民居。蚊子、苍蝇肆虐其间。

“你们这个村子有没有人发冷发热?”由于疟疾发作时这一特征较为明显，叶明在与其他疾控人员深入一线时，往往以此为线索，走访到村落的各家各户打探情况。一旦发现有村民有此迹象，疾控人员便会为其采血化验，进而判断传染源，是否在这一片区开展群体服药以及灭蚊行动。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蚊子都会传播疟疾。叶明等人到达疟疾高发区后，便立即化身“捉蚊人”，现场调研媒介的种群、习性、活动规律、不同季节不同年份的分布密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制定灭蚊计划，阻断媒介的传播。

传染病防治有三部曲，即控制传染源，消灭传播媒介，保护健康人群。

“要完成一个地区的疟疾防治，达到消除疟疾的标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战线。因为疟疾的防治不仅局限于某个村，需要联动其他村落、县市，进行群体性、系统的防治。”一位疾控人告诉记者，“如此一来，慢慢降低疟疾高发区的发病率。”

遏制输入性疟疾

2013年，在广西本土疟疾病例销声匿迹之时，一场“淘金热”导致广西的疟疾输入性病例大幅增加。

当时，在广西南宁的上林县数以万计的人前往非洲淘金，也有不少上林人的务工地从过去的加纳向喀麦隆、塞拉利昂等国家扩散。

广西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防制所副所长黎军告诉记者，“在这一阶段，广西的输入性病例快速、大幅度增长。广西累计病例数从2010年的66例上升至2011年的112例，2012年就达到220例。直至2013年，广西的输入性疟疾爆发式增长，该年报告了1251例，上林县达到了1052例。而这意味着当时广西超80%的病例都集中在上林县。”

黎军补充，“广西主要是以农民工出国为主，主要是去非洲淘金，无组织状态。而这也加大了对于疟疾防治工作的难度。”

一位在上林县考察的疾控人感叹，“这在当时没有哪一个县、市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病例。然而，广西经受住了此次考验，非常不容易。”

如何打好防治上林县这场关于输入性疟疾的硬战成为当时的一大挑战。而其难点在于输入性病例的不可控性。

2013年，广西疾控在上林县疫情防疫工作中创新性地开展传染病监测工作，在阻断可能的疾病传播上下了一番苦功夫。

黎军介绍，“在广西疾控中心的技术指导下，上林县的村医每个月要去村子里的每家每户摸排走访，及时了解当地是否有村民从非洲返乡，如有类似情况，则需前往疾控中心或医院筛查。与此同时，村医还需要将上述情况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在接到数据推送后，会转给疾控中心。再由疾控中心来对上述人员进行跟踪筛查。”

“这个措施是上林县独有的，在其他地方很难复制。要知道，这个工作量不是坚持了几次，而是坚持了好几年的时间。很不容易。”黎军说，“通过监测，这在及时发现传染源方面成效明显。”

除此以外，为了让非洲归来的上林人第一时间不要先回家，而是去疾控中心做监测，当地的疾控人员想了很多办法。

“当时我们有个小技巧，让太太们把老公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