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二三十斤的防护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技师刚亚栋和同事们使出浑身力气拖着重达800多斤的“移动床边照”机器,吃力地迈过雷神山医院的一道道门槛,因为是集装箱式的格子间,每过一道门槛,他们就要找很多木板垫在下面作为支撑。为了把这台机器推到重症监护室,三四百米的路程他们走了一天。
将机器运到重症监护室之后,要在重症或危重症患者的脊背下垫一块成像板,然后用探头正对着成像板拍片。“这个时候,技师和护士一起把病人先抬起来,放置好板子,再把病人放到成像板上。整个操作过程要近距离接触患者,另外身着厚重的防护服,操作后技师和护士的隔离服都能拧出水来。”刚亚栋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然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要重复多次。
刚亚栋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由徐海波主任带领,自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这支100人组成的“队伍”,除了坚守中南医院本部外,还先后接管了武汉市第七医院、雷神山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CT检查工作,这场时间跨度长达2个多月的日日夜夜,他们累计为15000余名患者进行了CT检查。
中南医院影像科团队的经历,是影像学工作者抗击新冠病毒的缩影。“CT影像学在这次的疫情防控诊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月9日,徐海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CT的快速便捷操作和客观直观可视化结果的展示,使它的作用贯穿于新冠肺炎诊断、治疗效果评估、病情变化预判、出院后复查等整个过程。”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新华社
两天时间紧张备战1月初,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徐丽莹发现肺部出现毛玻璃状阴影的患者逐渐多了起来。“起初一天仅一两名患者,一月中旬增长到7-8例/天,封城以后基本上科室业务均以胸部CT为主,占到90%以上。我们基本上是24小时做检测,直到建了方舱之后,患者才逐渐减少。”
作为最早一批定点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下称“第七医院”)发热门诊被定于1月22日开诊,并由中南医院接管。
中南医院影像科技师小组长范晨虹向记者回忆刚去第七医院的状态,“一天有300-400名患者,挤满了检查室。前来的患者很焦虑,很多感冒、流感患者也因为担心感染新冠肺炎扎堆来医院排队拍CT。”
同一时间,他的同事王欢仍坚守在武大中南医院本部,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她回忆起第一次默默落泪的场景:“一位同事疑似感染被隔离,切实感受到战‘疫’打响了。年轻同事们纷纷取消休假,留守岗位。有同事骑车两小时上班,有同事差点因生理期贫血昏倒,有同事14小时不吃不喝只为少损耗防护服。”
“距离开诊前2天接到通知。”徐海波回忆起接管第七医院的过程,当时准备时间非常紧张。彼时,第七医院的隔离、检查、临床诊治等仍存在诸多不足。“放射科接诊区没有隔离接诊台,需要制备安装铝合金材料的隔离窗和接诊台。放射科走道狭窄、候诊室最多只能容纳15人且只有一个门出进,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徐海波建议按照传染病要求紧急改建工作环境,在1月22日晚上十点前把墙砸开,并对候诊室扩大开放通风、医患分道、清洁或污染区严格划分,制定安排防护物质的储备应用管理措施等。
第七医院放射科仅有三名技师和五名医生,其中一位高年资医师近60岁。徐海波按排第七医院放射科两名医生临时调岗为技师,与中南医院放射科的6名技师混合排班,最终排出6个班次。诊断医生排班方面,第七医院的3名医师轮流上班白天写诊断报告,下午5:30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由中南医院放射科医生通过PACS系统写诊断报告,“后续病人增多,几乎24小时由中南医院放射科医生对接完成写报告。”
同时,他们还安装新CT设备,建立PACS系统,并制定好运行实施后的管理工作。两天时间十分宝贵,这些细致的准备为后续CT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夯实基础。
1月22日晚10点,第七医院发热门诊正式接诊,当晚约80名患者进行了肺CT检查,1月23日近400人进行肺部CT检查。
李欢是派去支援第七医院的影像诊断医生之一,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流程理顺后,我们的磨合也逐步进入状态。现在影像科检查的更多是确诊患者治疗后复查的病人。因此诊断组医师现在发报告的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与之前的对比,包括病灶的范围、密度,吸收或进展的程度,为临床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雷神山“从零开始”2月8日晚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到通知接管雷神山。徐海波当晚就接到医院院长的紧急授命,他的任务是:接手雷神山医院放射科。
“病房具体是什么样子?设备配置到什么程度?我都不知道,我们仅有三天准备时间。领导和我说了三句话,‘一边做、一边改善、一边执行’。”徐海波主任回忆道,“次日一早七点多,我就带领影像科的成员一行二十多人去雷神山查探情况准备接手相关事宜。”
胡金香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门诊医技党总支副书记,她感叹道:“当时基本是‘从零开始’,雷神山病房已经建设得很好,但因为经验不足,用作拍CT的医技楼除了3台CT已经安装好外,什么也没有。”
在实地探查完情况后,徐海波和胡金香立即规划分工,和团队的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