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新书《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中，学者杨斌将视角重新放到古代中国扬帆深海的最远处——印度洋世界。除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郑和下西洋，他还展现了更多被历史遗忘，但又同样非常熟悉印度洋世界的人。

后来印度洋被我们遗忘了

第一财经：说到海洋史，一般会想到大西洋奴隶贸易、太平洋战争，《地中海史三部曲》等。印度洋虽然离中国比较近，但相对而言是较为陌生的一片海域。不知道我这样的印象是否准确?

杨斌：是这样的。其实大西洋、地中海跟我们关系很远，地缘政治都关联不上。很多人说“中印”，就是指中国和印度之间，但我想把它改成中国跟印度洋世界之间。在历史研究中，海洋史的研究比较边缘，最近二三十年才得到重视。传统的商贸往来研究，华人华侨研究，都是把海洋作为过渡，没有把海洋作为主角看待过。大家都知道是乘船去的海外，具体到哪里坐、怎么坐，花了多少天，经过什么洋流、季风，哪个季风能走，等等，这些细节并不知道，也不清楚大海在中外交流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历史研究需要一个海洋的角度，何况地球上大部分区域都是海洋，海洋跟大陆同样重要。

我选择研究印度洋，是因为我们跟印度洋曾经一度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后来印度洋被我们遗忘了。过去讲中印之间，我们想到的就是陆上丝绸之路、佛教往来等。这些当然是对的，但是也不全面，佛教往来其实陆上和海上都有。秦汉时期安南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原前，安南就有佛教的确切印迹了，佛教最早就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所以从海洋史的角度看，的确会有很多启发，正因如此，这十几年我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就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洋的三角关系。

第一财经：《人海之间》出版后，你做了一场读书分享，题目是“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曾经到访，但古代中国为何失去了印度洋”，怎么理解里面的“古代中国失去了印度洋”?

杨斌：活动预告发出后，也有很多朋友问我，难道中国拥有过印度洋吗?我觉得这样的反问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前提是“拥有”，所有权是排他性的，主权是我的就不是你的，是你的就不是我的，而“拥有”并非如此，我举自然界的或者生物界的例子，有共生、重生、寄生等各种形态，你能把它们分开吗?

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没有印度洋的“主权”，但是我们曾经参与过印度洋的网络、贸易、交流、信息往来。郑和下西洋之前，我们跟印度洋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中国的商船每年有规律、按季节地往来于印度洋，比如说元代的汪大渊在1330年登陆了马尔代夫，登陆了南印度，看到南宋末年中国商人捐资修的一座塔，体现出他们和南印度当地人之间亲密合作的关系。

郑和七次下西洋，持续了20多年，前后有几万人到达印度洋。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中国人就没有再成规模地前去东南亚。1567年明朝开放海禁，中国人开始开发南洋，就跟印度洋、跟印度之间产生了隔膜，之后几百年间只有五六个人去过印度洋，而且还是在19世纪传教士时代才去的，这是多大的反差，对吧?所以我说“我们失去了印度洋”。

更重要的是，历史上中印两个大国之间出现隔膜，就是那个时候造成的。唐朝我们有玄奘、义净，他们会梵文、巴利文，很了解印度，邻国也有人去印度。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几百年里，去印度的中国人很少，印度学我们的地方也很少，慢慢就变成两个大国虽然是邻居，但互不了解，互相漠视，甚至一度互相敌视。

印度洋贸易血腥史更少

第一财经：在《人海之间》中，你自己非常满意的内容之一是对“港口爱情”的研究，认为它是对性别史的重大发现，为什么这么自信?

杨斌：这个绝对是我对海洋史、性别史的重大发现。你看之前的海洋史里面，谁谈到女性了?没有。出海都是男的，海盗也是男的。女性的角色在什么地方呢?留守，不过她们的留守也没有被写出来。

但是我发现，在亚洲海洋之间，有商品流动、人员流动的港口城市，会出现“港口婚姻”这种特殊的婚姻模式。这种婚姻是跨文化、跨族群的，虽然是临时夫妻，但双方讲感情，有契约关系，要相互忠诚，完全就是现代婚姻模式。同时，婚姻存在的时间不长，十天半月，或者三五个月，感情随着季风走，船来了，两人就结合，船走了就离开，符合海洋贸易的要求，也符合人性的要求。毕竟水手常年离家，的确在生理上、情感上都需要女性的安慰，做生意也需要当地女性的帮助。19世纪时，很多华人富商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个妻子。在华人富商研究中，大家注意到富商在当地的妻子越多，财富就越多，但是没有人联想到是“港口婚姻”。这样的史料很少，一共就六七条，我是十几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才把它写出来。

第一财经：大西洋海洋史上，更为有名的是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等，但相对而言，《人海之间》呈现的印度洋海洋史好像更“温情”，中国跟印度洋区域的贸易往来，集中在奢侈品贸易，血腥历史比较少。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杨斌：古代中国和印度洋是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一种互利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和小区邻居之间，彼此都熟悉，就不会有太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