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5点半，手机闹铃响起。刘涛揉着眼睛划开手机屏幕，打开叮咚买菜App，选好蔬菜、肉类、豆制品和乳品，点击“结算”，进入到“立即支付”页面，然后开始等待。5点59分，刘涛开始快速点击“立即支付”，中间不断跳出“前方拥堵，请稍后再试”或者某个商品已被抢光的提示。刘涛迅速的点击“返回上一步”或“重新载入”，再继续前面的动作。6点零7分，刘涛终于成功完成支付，抢到了一周以来唯一一次菜。他原本勾选了200多元的商品，最后只成功支付了40.9元。此后一直到晚上，当他再次进入叮咚平台的时候，系统提示持续为“当日运力已约满”，各个分类里面的商品也几乎全部显示为“售罄”或“补货中”。

在本轮疫情发生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循环是很多上海居民的日常。大家在业主群里讨论叮咚、盒马等平台抢菜的秘诀，但成功的人并不多。4月10日左右，刘涛加了差不多上10个微信团购群，蔬菜、牛奶、猪肉、鲫鱼、海鲜等应有尽有。一般50份到100份成团，快的当天下午就能送达。

封控之下，社区团购的出现，解决了很多上海居民买菜难的问题。第一财经记者近期多方调研了解到，由于物流运力紧张，零售商只能减少配送次数，增加每单货物的商品量，且渠道对接、熟人经济和统一采购模式等都促使社区团购成为近期上海消费者购物的主流。值得关注的是，一旦未来封控结束，“团长”会持续存在还是消失?社区商业又会何去何从?

社区团购火爆的缘由

团购并不是新鲜词，但自上海封控以来，社区团购可谓火爆。

“以前团购仅是购物方式之一，我可以到店购买、可以点外卖、可以单品网购送货。但是封控之下，大家不可以出小区，无法到店购物。物流配送运力紧张，你买一单货品，根本找不到人来运送，这时候小区的群里就开始讨论拼单，大家一起买。最根本的逻辑就是抱团取暖，大家基本的米面油等需求都是一样的，拼一个大单一起买比较方便，送货也就有指望了。”消费者吴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上海市静安某小区的“团长”蒋婷也是同样的想法。“一些年轻人日常以点外卖为主，封控期间不仅点不到外卖，家里也没有多少囤货，平常依赖的饿了么、美团、京东、天猫这些电商一时间很难送货。社区团购弥补了封控初期运力紧张的问题。”

封控之下，社区团购几乎成为解决消费端的需求的唯一方法。而对于商家而言，社区团购也几乎是唯一的销售模式。

“平时顾客可以到店购买，但现在只能在线上。且我们一家300个员工的门店，如今只有几十人留守在门店，却需要每天接2000多单甚至3000单，相当于以往十倍的在线订单。光靠我们这十分之一的人力一单一单去配送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调整货品，有些东西不做单卖，而是整箱出售，消费者团购了整箱货品后，我们一次性送过去，一趟物流其实满足了整个小区的购物需求。”上海家乐福万里店的店长季林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现在都是整箱或大礼包商品展示，都是便于团购的商品。

“很多供应商没有能力对每个订单进行单独的配送，但同时不少供应商有销售的需求。我所在的小区中70%的居民是中老年人，这类居民日常生活物资的购买渠道不是电商，而是小区周围的菜场小店，这些商超小店几乎占了小区80%购买商品来源。但在封控期，大家都开始涌向电商，电商无力承接这么多需求。而原有的线下超市供应商却找不到销售渠道，另外，居民也没有购买渠道，在这背景下两方的需求产生了对接，用社区团购的形式消化供应商的商品，即把过去菜场、超市的售卖途径转到了‘团长’处。”在蒋婷看来，社区团购火爆一是居民确实有需求，二是原来的供应商需要一个分销渠道，两者结合推动了封控期间社区团购的发展。

上海嘉定南翔某小区志愿者告诉记者，据他观察，在疫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单元楼每天要运送的叮咚货物大概10~20份左右，而一个单元楼的住户将近100户。家住上海杨浦的吴嘉斌与几位小伙伴组建了团购项目组，作为“团长”，他通过制定策略和细分流程，在4天内给居民们完成了2000份订单。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团长”为何比“正规军”强?

虽说理解了封控之下社区团购对于上海消费者的必要性，但为何“团长”的重要性会超过一些专业的电商平台管理者?

这就要从此次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说起了。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一般的团购是大家拼单购买，但不一定保证购买规模有多大，也未必集中在一些基本品类。但封控之下的社区团购可以保证足够大的量，且大部分居民的购物需求基本一致。这就有了很大的统一性，且需要一个团购的领导者来对接所有事宜，那就是“团长”。

“现在社区团购的基本模型就是‘团长’来统计大家的需求，且集中在一些品类，然后由‘团长’和相关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比价，得到大家的认可后进行统一采购和配送至小区，‘团长’来进行点货、分拣和分发，最后还有货款的结算，如果想要做得更专业的话还可以设立信息反馈机制。我们的社区团购就成立了一个项目组，分为渠道组、楼栋志愿者组、统计和财务组、物资分发组，统筹管理组以及数据分析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