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一天，铁建重工董事长刘飞香自豪地向上海证券报记者拿出一台盾构机模型。它就是有着京剧脸谱彩绘刀盘、最大开挖直径达16.07米、重4200吨的首台国产16米级盾构机“京华号”。
模型“微缩”着现实。就在采访间隙，记者望向窗外，高达10余米的盾构机正在铁建重工第一产业园区等待着下线，金黄色的阳光洒在它彩绘的圆形刀盘上，格外耀眼。
这些比五层楼还高的“大块头”，正是国产盾构机的“开路先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铁建黄”，也成为湖南长沙这座“工程机械之都”勋章上的一抹亮色。其和“中联极光绿”“三一红”“山河绿”“星邦蓝”一起，共同绘成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发展底色，朝着全球工程机械展会和各地建设工地不断铺展。
过去三十年，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星邦智能这“五朵金花”始于微末，逐步壮大。记者在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中，穿梭于长沙各处的工业园区，也见证了一台台大国重器自此走出，寻找到我国工程机械装备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底气。
一组数据记录着这座产业高地成长的足迹：2021年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2800亿元，占全国比重约三分之一，资产、收入、利润总额连续12年居全国首位。
“不在中国争地位，要为中国争地位。”正如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所言，眼下，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正瞄准数智化、电动化、国际化进行深刻转型，谋求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工程机械之都”的“五朵金花”
“湖南有着‘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但同样重要的是，当地房价等物质成本相对较低，留给制造业较好的发展土壤。”一位当地工程机械行业人士笑着说。
正是从这一沃土里，长出了长沙工程机械的“五朵金花”。2022年11月，“2022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发布，长沙除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再次上榜外，星邦智能首次上榜，位列第48位。由此，长沙成为全球第二座拥有5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
“过去三十年，可以说是从借款50万元为研究院谋出路，再到立足国际舞台为中国制造争地位的三十年。”一位中联重科内部人士表示。
中联重科的前身是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其最早历史可追溯至成立于1956年的建筑工程部机械施工总局设计室，被誉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技术“发源地”。
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也经历过彷徨。1985年，国家启动科技体制改革，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被列入第一批改制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应用型研究院事业费要削减三分之二，但允许技术实行有偿转让。研究院依靠技术转让红火了几年，但科技人员热衷于短平快项目，高难度攻关课题无人问津，科研后劲不足，难以适应市场环境，最终陷入困境。
危与机同时降临到时任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詹纯新的身上。他说：“我们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1992年，詹纯新带领7名技术人员开始创业，借款50万元创立了院办企业——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开始探索科研院所市场化之路，并在一间旧厂房里“敲敲打打”造出了第一台混凝土输送泵。技术成为发展的助推器。短短4年后，中联重科产值迅速过亿元。
同时，公司迈出了资本化脚步。2000年，中联重科实现A股上市，2007年实现整体上市;2010年，中联重科登陆港交所，成为工程机械行业首家“A+H”上市公司。
同样，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三一重工逐步崛起，成为工程机械龙头企业。
1986年，梁稳根、唐修国、毛中吾和袁金华以借来的6万元起步资金，在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道童村一个废弃的养殖场里，建立了作坊式工厂涟源焊接材料厂。经过5年的高速发展后，“小作坊”变“大工厂”，公司产值首次突破1亿元，并正式更名为三一集团。
正是那几年，三一集团提出“双进”战略，即进入中心城市——长沙;进入大行业——装备制造业。
2003年，三一集团旗下三一重工登陆资本市场，在不到20年时间里，三一重工的年营业收入从20.88亿元一路飙升至2021年的逾千亿元;年净利润也从3.25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20亿元。2020年，三一重工共销售98705台挖掘机，占据全球挖掘机市场15%的份额。
当然，公司还有更大的“野心”。今年2月，三一集团创始人梁稳根提出了第三次创业目标：三一集团要达到万亿市值。
这样的故事，还在长沙其他几朵“金花”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书写。
1999年，抱着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初心，在中南大学从事机械研究的何清华“下海”创业，他创办的山河智能凭借拥有自主发明专利的液压静力压桩机“一炮而红”，成为长沙工程机械“三驾马车”之一。铁建重工从2007年起专注开发非标、个性化、定制化的高端地下装备。而2008年创立的星邦智能，则专注开发高空作业平台。
“五朵金花”，各美其美。
成于创新，坚持创新
走进铁建重工，记者发现，一台盾构机要比5层楼还要高，却又灵活无比。盾构机往往在数十米深的地下稳稳掘进，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减小对周遭环境的扰动，还可让隧道一次成型。
然而，十几年前，我国盾构机全部依赖进口，不仅价格高昂，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