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绿色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顺风车”)既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压力，又便于乘客出行，但为何发展始终不温不火?

基数小、增长慢，是顺风车相对于网约车市场的鲜明特点。Analysys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顺风车市场的交易规模达到了232.14亿元，到2020年，市场交易规模369.6亿元。

当前，顺风车市场上只有嘀嗒、哈啰、滴滴等少数几家头部平台，以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嘀嗒出行为例，市场渗透率仍较为有限，其活跃的顺风车主数量，与全国2.92亿汽车保有量相比差距甚远。

实际上，监管始终在与市场博弈。由于顺风车不属于网约车，无需办理许可，因此，会有“黑车”司机潜伏在顺风车平台牟利。

政策允许顺风车乘客分摊部分出行成本。这成为执法痛点：尽管顺风车价格已经很低，但因为仍高于车辆燃料(用电)及通行费等直接费用，从而被认为牟利。

司法实践中，不少顺风车主因为收取了几十元路费被认定为非法营运，被处以数万元罚款。

如今，监管的风向悄然改变。近日，在哈尔滨、驻马店作出的两份终审判决中，顺风车主均胜诉，法院判决执法部门撤销对车主的罚款。在制度层面，广州市监管部门开始直面非法营运所涉及的顺风车认定问题，对顺风车的收费作出了更周详的规定。

顺风车监管的掣肘一旦消除，绿色出行或将爆发式增长。

顺风车车主开始胜诉

2020年8月22日下午，顺风车车主吕亚辉接了一个顺风车订单，将4名拼车乘客从驻马店市送到郑州汽车站。但刚刚走到驻马店市雪松路汽车站，就被当地执法部门拦下。

“未取得网络预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吕亚辉在当年9月8日接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1万元。

吕亚辉认为自己开的是顺风车，对被当做了非法网约车不服，于是提起行政诉讼。然而，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行政处罚，驳回了吕亚辉的诉讼请求。

判决书显示，法院认定行政处罚合理的关键原因是：原告所载4名旅客通过平台付费372.3元，已经超过了客运车辆的正常价格，与“顺风车”的经营理念并不相称，原告具有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性质。

行政执法人员介绍，从驻马店到郑州汽车正常价格是每人70元左右，四人280元左右，而原告收取四名乘客370多元，远高于客运价格。

每人70元是城际客运大巴的票价，事实上，吕亚辉人均约93元的收费，远低于同等距离下出租车的价格。驻马店至郑州市郑州站有221公里，高速过路费就要93元。

吕亚辉提起上诉。近日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推翻了一审结果，撤销对吕亚辉的行政处罚。

二审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吕亚辉是按平台指示接单，乘客向平台支付费用，平台在扣除服务费后再向车主支付费用。在车主、乘客、平台三方关系中，费用的收取与分配，车主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完全根据平台的规则进行分配，因此无法认定车主吕亚辉具有盈利目的。

法院还认为，根据执法部门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吕亚辉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网约车运行服务。执法部门依据网约车管理办法进行处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无独有偶，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也作出一份顺风车主胜诉的判决。该案中，顺风车车主杨明松搭载4名乘客，把他们从哈尔滨市双城区客运站送到哈尔滨医大二院，收费65元，被以非法营运罚款3万元。

该案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均认定，杨明松的行为属于共同平摊出行成本，应认定为拼车、顺风车行为，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为。

此前常被认定为“黑车”

在这两起案件之前，顺风车主往往以败诉告终。

2020年5月19日，合肥顺风车主李然(化名)接到了一笔订单，从其所在小区到合肥火车站，路程19.1公里，拼车价格为22.5元。相同里程下，合肥市出租车的价格约32.9元。

在目的地，李然被合肥交通运输管理处查处，后者认定李然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活动，对其罚款1万元。

李然不服处罚，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李然这笔顺风车订单的计价方式、分摊费用的里程以及分摊成本的范围等，均不符合《关于合肥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暂行)》所规定的私人小客车合乘的要求，而是属于以合乘、顺风车的名义，实际提供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服务的行为。

依据《关于合肥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暂行)》，合乘出行分摊的出行成本，仅限于车辆燃料成本及通行费等直接费用。

最终，法院驳回了李然的起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已有几十起顺风车主被认定为非法营运的案件，涉及多个头部顺风车平台。其中，因为定价“过高”导致顺风车被认定为非法运营的网约车占据重要比重。

一起判决中，一名顺风车主在一个33.5公里的订单中，收取两名合乘乘客共90元路费，扣除4元平台服务费后个人得到86元。但他被执法人员查处后，交管部门根据其车辆油耗工况、当天油价、实际里程，测算出其车辆能耗及通行费成本为28.5元，两者差距过大从而认为其属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