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于“一带一路”这一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过去10年金融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共建力量展现出了强大而多元的赋能价值。或产融结合，或银企携手，或投贷联动，或银团共举，无论是基础设施的联网联通，还是产业衔接的落地推进，抑或是技术产品的孵化共生，金融都能在面向需求的市场对焦中加量发力，在创新管道的自我拓展中协同共振，如同鲜活血液流淌于“一带一路”的火热躯体之中。

恢宏的投融资矩阵

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思想理念，更依靠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以及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的显著位势，创造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配给，同时“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的原则，带路相关国家也参与了域内项目的融资与投资，由此形成了政府双边投资引导、市场投资为主导的多元投融资体系。

就双边政府投资而言，在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基础上，过去10年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累计双向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共建国家对华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双边投资涉及3000多个项目，遍及70多个国家与地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专门面向“一带一路”建设建立的政府多边性投融资平台，最初创始成员国为57个，如今增加到109个，成员遍及五大洲。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亚投行共批准了236个项目，累计批准融资总额超450亿美元，带动资本近1500亿美元，惠及36个亚洲域内外成员，俨然成为国际多边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一员。

丝路基金是又一支服务“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劲旅，目前规模扩张至400亿美元+1800亿元人民币。不同于亚投行乃政府间的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丝路基金更多地带有PE(股权投资)的属性，遵循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原则，运用股权、债权、基金、贷款等多种方式提供投融资服务，同时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并开展相关投资业务，因此，在丝路基金的牵引与组织下，产生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数只跨国基金。截至2023年6月底，丝路基金共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签约投资项目75个，承诺投资金额约220.4亿美元，投资项目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创始成员国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与拥护者，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同样具备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使命与功能。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另设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除成立以来先后发行了合计规模为110亿元人民币债券以及规模12.5亿美元的3年期绿色债券以外，新开发银行还为带路共建各国的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等项目提供了33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累计涉及近百个批准项目。

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主体，而政府主要是通过创建平台和构建机制以及政策引导将更多的市场力量导入投资项目的实体之中，就此，中国企业过去10年中在带路共建国家建立了众多规模化、集约化的产业园区，累计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另外，中国共有13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了145家一级分支机构，6家中资保险公司设立了15家分支营业性机构，直接近距离为带路项目提供资金供给与支持。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一带一路”倡议本就是开放性、包容性的公共产品，在资金融通上也是全方位推进多边金融机制的合作。一方面，中方与世界银行、洲际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多边开发银行联合筹建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撬动市场资金参与;另一方面，中国还加强与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等区域金融组织的务实合作，寻求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联合投资方式。正是如此，在巴基斯坦的水电项目建设中，有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的积极参与，同时新加坡的盛裕集团联合丝路基金共建投资于东南亚基础设施绿色项目的金融平台，而在孟加拉希拉甘杰电站项目中，同样活跃着渣打银行牵头组成的国外商业银团身影。

改写全球投融资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除确立了“金本位”制外，还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两大多边金融组织，虽然“金本位”制伴随着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终止，但两大金融机构保存了下来。按照规定，IMF的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当成员国陷入国际收支不平衡时，便通过提供中短期贷款满足成员国的融资需求，改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而世界银行的任务是为成员国提供贷款且主要是长期贷款，其中贷款的重点对象是发展中国家。

应当承认，过去数十年来IMF与世界银行在消除贫困、阻抗危机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均衡与持续增长等方面做出了不小贡献，但同时履行职责过程中也显露出诸多缺陷。首先，两大金融机构融资路径单一，向援助申请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支持时，往往会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不少受援国不仅经济未见明显增长，反而出现次生灾害。其次，两大金融机构由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所主导，援助行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站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