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频繁的极端气候让人们开始真正关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事实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也关系密切，相互作用。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蓝虹出版的个人散文集《含泪远去的海岛——碳中和的故事》亮相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并上榜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选的“京华好书”。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畲族人，也由此被誉为首位用散文体裁讲低碳环保故事的绿色金融专家。

曾在联合国、世界银行任职，当前作为跨界金融和环境的学者，蓝虹向记者代表了金融和环境之间巨大的认知缺口以及作为跨界学者的艰辛。

事实上，生态环境与金融的距离并不遥远。

在国际上，就有因大片珊瑚礁死亡导致旅游业收入下滑，从而影响旅游项目信贷安全的案例;在国内，也曾有水电站项目因为破坏了濒危动物栖息地而被迫停工，导致项目贷款无法收回的教训。

但这是否意味着银行应拒绝有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项目?

蓝虹认为，金融机构反而应该更主动，通过科学管理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化风险为机遇。而如何弥补横亘于环境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认知缺口，如何调动金融与环境部门共同设计科学合理的盈利性保护机制，解决绿色金融可持续投入的问题，都是业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眼前的重点是风险管理南方财经：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有哪些?

蓝虹：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关注重点为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机遇管理和生物多样性融资产品的开发，其中风险管理是重点和基础。

随着各国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金融机构目前面临的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方面，举例来说，气候危机导致了全球珊瑚礁出现大量的死亡，而原来以珊瑚礁作为旅游热点的地区遭受了生物多样性的危害，那么投资此地旅游业的信贷资金也会受到影响。

相对来说，转型风险更应该引起金融机构的重视。随着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加剧，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更加严格。我国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划定为生态红线。2021年，云南红河流域一处正在建设的水电站，因选址在国家濒危物种绿孔雀的唯一栖息地而被叫停。由于未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前期尽职调查过程中，银行投资的30亿信贷资金面临无法回收的风险。

南方财经：对于这些有转型风险的项目，金融机构是否不应该介入?

蓝虹：相反，金融更应该去介入。目前，涉及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行业太多，而这些行业往往关系国计民生。金融机构应通过主动进行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化风险为机遇。

以上述水电站为例，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在尽职调查时，就将生物多样性风险考虑进去，通过重新选址等方法，规避转型风险。

南方财经：目前国内生物多样性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上是否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蓝虹：应该说，目前国际国内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当然，国际上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标准和做法，例如IFC提出的赤道原则、世界银行发布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等，都纳入了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的理念。

而部分金融机构也已经在风险管理方面做相关的尝试，例如汇丰银行承诺不为不遵守“不毁林、无泥炭、不开采”政策承诺的客户提供融资服务。汇丰银行还发起了“修复非洲”(RestoreAfrica)项目，旨在未来五年修复非洲超过20万公顷的土地。“修复非洲”项目通过把当地农民的修复土地的努力与全球碳市场的新收益流连接起来，民营企业通过参与该项目，可以通过抵消自身产生的碳排放而受惠，当地农户因为碳汇的出售获得修复土地的补偿收益。这个项目将当地农户的努力与民营企业的投资连接起来，共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做贡献。

南方财经：在这个起步阶段，金融机构最需要的工具是什么?

蓝虹：应该是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标准和指南。以往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管理散落在各银行的尽职调查文件里。但银行信贷员不可能是环境专家。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指南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理解、识别这些风险。

去年12月，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衢州中心支行、世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等单位联合编制的《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标准》的发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是全球首个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的标准，也是一个可以让金融机构“照着做”的指南。目前，这份标准已经在衢州开展试点，指导当地金融机构开发钱江源国家公园和周边相关产业项目。

设计盈利性保护机制是难点南方财经：就机遇管理而言，目前金融机构介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蓝虹：事实上很多项目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可以产生良好的溢出效益，形成收益流。但在投资的早期，如何让投资方和业主充分沟通，挖掘项目的盈利点，从而建立良好的盈利性保护机制，是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推进中最大的难点之一。

南方财经：目前国内是否有比较好的盈利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