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广东绿色金融无论是总量规模，还是体制机制创新都走在全国前列。在亮眼成绩的背后，广东的金融机构是如何“修炼内功”，为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打通脉络?近日，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深度调研了广东18家金融机构，其中包括6家总部位于广东的法人银行机构、12家位于广东的分行级别机构。

此次调研试图从机构的绿色金融战略布局、内部架构设置等着眼，并聚焦协同管理、资源配置及业务发展痛点难点，调研广东银行机构如何由内向外调动“绿色能量”，并试图探索推动绿色金融实现持续增量提质的途径，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本文为调研的第二篇稿件。

目前，大部分广东银行已将绿色金融从一个简单的考核指标上升至全行战略，不少银行更是在组织架构、人员配置、考核导向、资源倾斜方面逐渐搭建起一套绿色金融发展机制。

在历经绿色金融业务快速增量后，如何推动绿色金融持续增量提质，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是广东银行业关心的话题，也是此次调研的重要目的之一。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调研发现，银行普遍反馈的困难包括绿色金融的投资回报不确定性，规则标准、碳核算体系建设、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以及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但具体到业务层面，这些困难最终指向三大问题，即能不能做?怎么做?谁来做?

寻找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调研发现，尽管绿色金融已成为各家银行的重要战略业务之一，但是在绿色信贷投放前，业务部门还是会对具体的业务打个问号，这笔业务“能不能做”?这也意味着，银行要考虑如何平衡每一笔绿色贷款的风险与收益。

就“纯绿”行业而言，过去数年，金融机构已对传统的环保节能、传统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给予了较大的信贷支持，“纯绿”的传统项目信贷支持已相对饱和。

当前，金融机构转向寻找诸如CCUS(碳捕捉)、储能、氢能、生物质能等新技术所引领的绿色新兴产业。但这些产业在前期研发及固定资产投入往往较大、投资回报不确定，对银行而言可能风险更高。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就表示，目前新兴的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层出不穷，在绿色金融业务开拓中，银行需要有市场攻坚与风险助攻的协调配合。

不过，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兴的“纯绿”项目，都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大的特点，这对银行来说意味着长期的资本占用以及增加的资金成本。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相关负责人接受调研时表示，绿色金融项目大都具有正环境外部性，普遍涉及金额较大、回收期较长、收益率偏低。目前，绿色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政府与监管机构自上而下推动，需要进一步在财税、贴息等方面加强奖惩，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提高商业银行资源投入的“绿色导向性”。

如何建立更有效的激励机制?

有机构呼吁监管要继续加大激励措施。比如短期内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包括持续提供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大绿色票据再贴现额度等。也有部分机构建议，根据银行机构的绿色表现，相关部门在监管评价评级、机构准入、业务准入、高管人员履职评价等方面给予激励，并在合适条件下给予降低绿色信贷风险权重、对绿色金融进行定向降准等政策支持，从而进一步精准激励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与支持“纯绿”的项目相比较，银行对“棕色”项目的转型金融支持，则更考验银行平衡风险与收益、短期与长期、公平与效益的能力。

多位受访银行人士表示，目前在能源、交通、传统制造业等传统领域，金融机构仍有大量的存量信贷支持，而这些信贷资产也是银行的重要资产构成。对于这部分资产，银行不可能采取“一刀切”压缩政策。

此外，部分银行表示，机构既要随着国家“双碳”战略部署逐步推进、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及前瞻性调整信贷结构，又要有效防范所支持的企业可能出现的环保风险以及在授信逐步退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等，这是当前较难平衡的问题。

制度依据和数据依据成绿金发展掣肘大部分银行在接受调研时提及，绿色金融规则标准、碳核算体系和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不完善，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掣肘。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上述问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对银行而言，最终要解决贷款发放是否有依据这一问题。所谓的依据，则主要包括制度依据和数据依据。

一方面，银行经营风险，尽职免责，发放每一笔贷款都需要有制度依据。

在绿色金融发展初期，银行通常对照绿色产业目录进行绿色信贷的投放。

恒生银行广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主管部门制定的《绿色信贷指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版)》等逐步完善，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版)》等制度文件的兼容性不断提升，《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23版)》也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但是在地方层面，各地方政府在绿色金融认定标准方面，认定口径仍存在差异。

一位国有行广东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等现行标准需要进一步融合统一，部分细分领域如气候投融资、蓝色金融以及转型金融领域暂未出台分类标准。

就转型金融而言，部分受访机构表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