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的合规制度发展较早，各种合规制度也非常细密、完善，但在行业发展中职务犯罪仍然层出不穷，且案件数量多，影响大。到底是公司治理还是内控体系出了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和探讨”。近日，参与过多起银行高管犯罪案件辩护的律师、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赵运恒如是表示。

银行业作为“合规”概念的发源地，却成了金融犯罪高发的重灾区，其背后原因值得探究和分析。

7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司法数据量化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合规研究与教育中心、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承办的“金融合规”系列沙龙活动在北京举办。来自监管部门、司法系统、金融机构、高等院校、专业律所等多领域的专家就银行刑事合规、行政合规等话题展开了谈论。活动共分为两个单元，分别由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伟主持。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谢鹏程在总结时表示，银行合规的核心问题是“失灵”，化解的办法是“激活”。所谓“失灵”就是银行合规管理体系看起来很完善，但是不管用。所谓“激活”就是从理念文化、体制机制和信息技术等方面注入合规管理体系以生命和活力。

在谢鹏程看来，所有的金融大案都是因为合规调查不彻底或者受阻，合规风险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小案没人管，大案管不了。这是合规官的悲哀，更是银行和国家的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合规官的合规职能不独立、合规责任不明晰。现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已经给我们掌控银行的合规风险提供极为有力的技术支撑，却有各种借口，弃之不用。银行监管与银行合规两张皮，不能形成合力，导致两个方面的监督都软弱无力。司法机关从办理的民事和刑事金融案件中获得了大量关于银行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漏洞的信息，却没有通过司法建议发挥促进合规建设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教授认为，最早合规的概念就是金融领域提出的，且银行业也是最早建设事前合规机制的机构，开展刑事合规对于反向审视银行的事前合规提供了有利视角。因为金融合规突出的特点是典型是行政犯前置，如果行政监管部门不对金融合规做出明确规定的话，下游的刑事司法领域很难处理，所以需要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的良性互动，发挥更好的协作关系。

据程雷教授介绍，最高检推动刑事合规以来，涉金融领域企业的合规呈现案件数量少、覆盖机构范围广、涉及罪名集中等特点。截至2022年底，涉案企业合规的案件5150起，金融领域的量不足1%，机构面广是涵盖各类银行业机构，罪名主要集中在违法发放贷款和与之相关的腐败类犯罪。

金融合规的价值所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白建军认为，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是大量各种因素积累的结果，包括有民事的、有行政的、有外部的、有内部的、有授信环节的、有放贷环节的、有贷后管理环节的、有个人的、有单位的等。应根据已知的所有信息因素，积极地、提前主动去定位合规风险的痛点、短板，使刑事合规、风控的着眼点前移，使得刑事合规业务能力具有预测能力。

至于如何获得这种能力?白建军教授建议，是重视数据要素的开发和利用，提升银行刑事风控的科学性。

通过对423万个主体中包含银行的民事案件进行分析，白建军教授团队发现，其中的55.7万个样本是银行败诉的，败诉率13.2%。其中，银行作为原告败诉的案件都有多达51.8万件败诉率为12.2%，保守估计涉及金额高达1.5万亿。

因此，白建军教授认为，减少如此巨大的损失的风险，就是金融合规的价值。不过，白建军教授强调，囿于数据量，这个研究的结论方法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主要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从多个角度去定位刑事风险的痛点、短板，可以让银行高层在战略决策上、在合规力量的投放上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中国建设银行内控合规部总经理侯太领在会上坦言，当下银行有很多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进行信贷管理和业务拓展的技术应用，也给银行的合规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通过大户数据风控的方式服务长尾客户，现在就面临着合规性的难题。很多网络的贷款，银行打个官司连“一张纸”都拿不出来。另外，如果基于数据的分析呈现出来的结果越智能化，越容易出错。

侯太领也表示，银行合规中涉及刑事领域最大的问题还是廉洁合规问题，在银行机构内部承担廉洁合规主体任务的是纪检监察机构。他坦言，在银行内部，刑事合规推广比较难，做起来很费劲，很多人认为“它都是负面的东西，大家都不喜欢，受到的指责多，承担的压力很大”。因此，刑事合规在银行合规里面占比较小，远不及反洗钱等相关的合规。

北京农商行合规部总经理高林则在会上表示，今年是属于后疫情时代，各个银行的经营压力非常大，按理说这个时候是全力扑在业务和市场扩展上，合规或许稍微有所放松，但是与之相反，感觉合规压力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加。

高林建议，在严监管的情况下，合规的问责有一定程度泛化的问题。哪些是应该法律进行追究，哪些是应该进行监管问责，哪些是应该银行内部纠正?合法和合规的界限应该更明确。此外，是做合规管理还是做合规风险的管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