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开启“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的新时代。3月7日，国务院最新机构改革方案出炉，除了上述全局性的变化，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改革也引发了热议。

根据改革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将进行分支机构改革，从现行的大区分行将回归到省分行制度，同时，不再保留人民银行县(市)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地(市)中心支行。

据记者了解，央行分支机构改革的方向早已有苗头，恢复省级分行也并非一蹴而就，此前一些业务权限已经恢复至省会中心支行层面，此次改革是在制度层面最终定音。

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认为，此举既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增加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也方便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摆脱各方面的干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表示，这将有利于加强央行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更好地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也利于提升央行宏观审慎监管能力，增强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能力。

从大区分行重回省分行体制

在统筹推进央行分支机构改革方面，从公布的改革方案看：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保留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牌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合署办公。

实际上，早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央行体制改革的方向便已被确立，央行九大区行职能定位和去留问题就一直被各方所关注。

大区行的设立早在20年前。1998年10月，为了增强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国务院向各省、各部委批转了《人民银行省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决定31个全国省级分行，在9个中心城市设立分行。

据悉，当时央行改革参照了美联储13个大区行的模式，撤销成立九大区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分别为：天津分行(管辖天津、河北、陕西、内蒙古)、沈阳分行(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分行(管辖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辖江苏、安徽)、济南分行(管辖山东、河南)、武汉分行(管辖湖北、湖南、江西)、广州分行(管辖广东、广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辖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北京、重庆两家营业管理部，分行行长的行政级别是正局级。

周毅钦表示，在90年代初期，中央逐渐感觉到，地方政府对央行地方分支机构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愈来愈多，这也催化了人民银行的地方管理体制改革。后来经过长期酝酿、反复研究，最终慎重决策确定，根据地域关联性、经济金融总量和金融监管的需要，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大的特征，成立九大区行。既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增加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也方便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摆脱各方面的干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不过，从后面实践效果来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跨行政区域设立大区分行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央行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干涉等问题。但是大区分行设立后也出现了跟地方政府难以协同，自身管理幅度又比较大，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等问题。

“后期大区分行虽然保留，但是基本上只管所在省的央行工作。比如，广州分行只负责广东省范围内的职责，深圳中心支行也不归广州分行管，基本上就没有发挥大区分行的作用了。现在在制度上明确撤销大区分行，其实是顺水推舟，是基于实际情况做了一个最后的调整。”董希淼说。

周毅钦也指出大区分行设立后出现的问题：一是大区行模式缺乏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与配合，央行在地方上的一些工作推进亦受到掣肘。二是这种模式和后来形成的一行三会、一行两会的地方监管方式不适应，分管几个省份的大区分行较难兼容不同区域的经济差异。

这也是近年来央行九大区行职能定位和去留问题一直为各方所关注的原因。恢复省级分行已酝酿多年，按分省管理，大区行回归省分行体质改革也已启动。

王运金认为，央行地方分支机构的调整解决了长期以来大区分行难以有效兼顾不同区域的经济差异、与其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机制不匹配等问题，实现了与我国行政区划之间的匹配，利于加强央行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更好地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也利于提升央行宏观审慎监管能力，增强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能力。

周毅钦指出，重新调整成省级分行模式，让央行地方分行与行政区划之间完全匹配，后续加强与地方政府之间协调配合，加强和其他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地方派出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这对于处置地方金融机构风险(例如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地方金融市场事件(例如城投)、加强地方宏观调控(例如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