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出警示，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无独有偶，华为消费者业务CEO、智能汽车BUCEO余承东进一步警示，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不仅是汽车产业，5月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

企业界发出的警示和呼救声，显然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决策中枢，正在成为重要的决策参数。日前上海“第一批重点企业白名单”出炉，共有666家企业。

全城静态管理下的上海，如何在防疫与稳经济和保市场主体上找寻到边际平衡，已然成为政府防疫的必要组成部分。

如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关乎决策伦理问题，更关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塑形。合乎伦理的决策逻辑是，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防疫政策的内涵。

疫情下，市场主体生存多艰

近年来，国内市场主体呈现出一个普遍性特征，就是一年比一年难过，这种境况最终以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成为横亘在国内经济的三重压力。

市场主体所面临的生存艰辛，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上看，要素市场的半计划、半市场制度架构，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完全市场化制度体系，导致了我国价格传导体系无法做到上下互动，从上向下传导顺畅、从下向上反馈存在阻遏，这导致数十个月来，PPI与CPI剪刀差危及经济生态链安全;从国内外经济形势看，地域冲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导致我国企业面临巨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以及关税壁垒等;同时，高房价等抬高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持续压低企业的投资边际收益率。

尤其是随着新冠病毒变异后，毒性下降而传播力变得越来越强，物理阻断病毒传播的硬核防疫举措，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一些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甚至现金流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状态，经济社会事实上被按了暂停键。

这些在现实中都变成了市场主体最终承担的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经营困难。以上市公司为例，从企业自由现金流看，目前呈现出的态势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普遍为负，投资活动现金流也在不断收缩，维持企业生计的是筹资活动现金流，即企业自由现金流主要取决于负债筹资的能力。

早在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清华大学等研究机构就对各类企业的“抗疫承受力”做了调查和测算评估，结论是34%的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中小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17.91%的中小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另有研究机构对规模以上企业的现金流进行测度，发现有三成以上的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只能维持3个月。

今年对市场主体的压力，相比两年前更大，会有更多企业的风险承受力下降。

而且经济在暂停后启动，所带来的风险将具有非常大的惯性脉冲特征，尤其是作为经济末梢神经的中小企业，一旦在资金断裂、供应链断裂等风险叠加下，风险链式传导的烈度是非常大的。

这意味着阻断式防疫政策下，决策层必须准备一套完整的金融救助机制，以缓释经济体系内淤积的区域性乃至系统性风险。

金融防疫危机应急处置机制

对上海等历经静态管理的城市而言，保市场主体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保中小微企业这些经济神经末梢，更是当务之急。因为一旦市场主体，尤其是经济的神经末梢大面积消融，退出市场，那么对整个经济就是毛细血管破损，人们对市场的感知功能下降，这才是经济金融危机的触发机理。

为此，通过金融系统对企业输血尤为重要，但是，金融输血并非有求必应、应救尽救，为抢救而抢救，而是救助式金融输血，主要是帮助企业拓展可行空间和自由，否则输血不规范，反而会放大风险，直接抬高救治成本，甚至事倍功半、事与愿违。

如果把金融对受困企业的支持，看作是医生医治病患，那么，就必须制定一套基于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的危机应急处置与救治机制，以避免次生灾害发生。

金融救治和应急处置机制，大致上可分解成选择、可信度排序和匹配等三个步骤。

第一步为选择，就是选择救谁、谁来救、需要准备的救助方案等。首先选择救助对象，将救助主体主要放在重点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具体到中小企业来说，需要将有限的金融救助资源集中在什么类型的中小企业上。这需要启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层次健康诊断工作。

其目的是为金融救治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性分析，做到心中有数、风险可控，避免触发统计学上的两类错误，选择一个错误答案和舍弃一个正确答案。如避免对已经属于资产负债表衰退、回天无力的企业进行金融输血性救治，这会导致利用带有公共救赎的资金救赎市场失败者，即金融输血式救治不是为救治而救治，而是通过输血修复其受损的造血功能，使其能很快进行信用创造，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

其次，选择由谁来救，除企业自救外，目前主要救助主体是政府、金融机构。就金融机构而言，行业和区域集中度是两个重要指标，金融机构基于自身情况，及其行业和区域集中度情况，确定在特定区域和行业的风险可承载能力，以及可用来支持特定区域和特定行业的资本冗余力;同时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财政收支情况和实力，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