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始,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指引下,普惠金融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已经走过了第一个五年历程,成为中国金融发展中的一项里程碑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普惠研究院(CAFI)近期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五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及经济结构。
通过金融基础设施搭建、改革示范区创新、数字化渗透由点到面的突破,一个由区域政府、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组成的有机合作体初步形成,有效缓解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突出困难。
在普惠金融事业进入发展规划的第二个五年之际,普惠金融向何处去,各界还需进一步明确共识。CAFI院长贝多广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普惠金融不应该仅仅围绕银行信贷领域。从中国金融供给侧角度观察,中国的金融结构面临的重要拖累,恰恰是银行信贷过大,而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待完善。未来五年可以在普惠保险、创业投资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等三个领域发力,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普惠金融改革创新初成
2014年,全年GDP只有220亿元的河南兰考还是风沙漫天,金融羸弱的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的融资手段比较单一,加之农户信用缺乏,网点及信贷人员不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兰考县委常委、副县长汪忠新在近期的一场公开论坛上直言。
兰考的困境在中国县域乡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由于经济不发达及偏远,农民信用数据欠缺,中国县域缺少为农村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加之产业匮乏,缺少可靠的建设工程,农村的资金反而一度流向城市。
如何让资金回流到县域,真正让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到小微经济体?先行先试的“单点”突破无疑是一种有效探索手段。2016年起,我国在多地先后设立了普惠金融、小微金融、农村金融服务改革等试验区,兰考即是全国首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之一。
为应对金融机构在农村贫困地区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兰考探索性地建立了“四位一体”的分段风险防控体系——通过银行、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四方分担。
据汪忠新介绍,兰考近年来通过强化信贷资金与产业的对接,支持“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等模式落地,围绕种植产业农户,开发出红薯贷、蜜瓜贷、大棚贷,民族乐器贷等多项贷款类型,为1.6万户提供了金融支持9.5亿元。兰考曾经的盐碱地,如今已瓜果遍地。
农村金融和小微企业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两条腿”,不同于贫困县域在农村金融上的摸索,沿海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本身就具有良好基础,因此改革的思路又有不同。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先锋,“台州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6年成立以来,专注于精准服务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制造业,探索了从机制到工具的一揽子服务体系。
在贝多广看来,台州通过搭建信用保证基金、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商标专用权质押平台以及伙伴式服务机制、持续向好的地方金融生态机制、惠企帮扶机制、全方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衔接服务机制的“一基金两平台四机制”,解决了小微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抵押担保品少的问题。
除了上述改革试验区以“点”为单位的突破,从“面”上看,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覆盖也实现了重要探索。
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首先需要建设畅通的支付结算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通过推动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试点,助农取款业务试点并推广至全国,取款服务点逐渐向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转型。《报告》显示,五年来,全国基本实现了在60万个行政村设立了金融便民服务点。
“这种国外称之为‘CASH-IN/CASH-OUT’的简易设施,在许多国家都有尝试,但真正能够做到全国普及的,恐怕只有中国,它对解决普惠金融中‘最后一公里’难题直截了当。”贝多广认为。
数字化渗透蔚然成风
在普惠金融五年探索中,数字化渗透是不能忽视的催化剂。
从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发布到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蔚然成风,数字支付领跑全球,数字信贷也日趋成熟。特别是在农村金融和小微金融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县域和产业,通过数字技术引入,进一步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降低了成本。
事实上,诸如全国性的普遍试点数据、农业保险数据、财政补贴数据、城乡医疗结合保险数据……这些在授信中非常重要的多维度数据汇集之处,就是各个地方的县域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报告2021》显示:继数字支付在县域和农村持续普及后,数字信贷已经成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力的重点领域。数据显示,数字贷款服务广度得分较2017年增加8倍以上,服务深度较2017年增加3.8倍。仅蚂蚁集团发起成立的网商银行公开数据显示,全国1/3涉农县区政府已经与其达成数字普惠金融合作并上线,数量超过900个。
“作为农业大县,兰考近年来一直强化数据的运用,通过归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