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推进，绿色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应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一些障碍。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今年“两会”就提交了关于优化绿色融资结构，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建议，呼吁完善绿色直接融资和风险基金政策支持体系，以绿色直接融资、风投基金等融资方式促进绿色技术研发。

前期长江经济带沿江11个省市以绿色信贷为主要手段，打出沿江化工企业“关停并转迁”、水质治理、畜禽养殖废弃物和资源化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等一系列组合拳，推动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累计存量显著降低。

不过，王玉玲认为，绿色信贷推进绿色发展以“堵”为主要特征，“关停并迁”虽然对制止污染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如果推进过猛将影响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基本面，且“迁”只是转移了污染，并没有降低污染。随着“关停并迁”企业数量逐渐减少，继续以关停企业的方式来降低污染的边际效果大为降低而边际成本不断上升，只会增加稳增长和稳就业的压力。因此，需要绿色融资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绿色发展的需求。

绿色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容易积聚风险

王玉玲分析称，一方面，从防范绿色金融风险来看，绿色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容易积聚风险。一是绿色项目盈利性较弱。与发达国家不同，政府规划的绿色项目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重要推动力。这些项目大多带有公共物品的性质，盈利性较弱。在绿色信贷高速增长时期，还本付息压力被稀释。一旦绿色信贷增长趋于平稳，还本付息的压力将随之增大。

二是容易导致风险向银行部门集聚。银行部门对政府规划的绿色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实质上是财政压力向银行系统转移，导致银行部门金融风险集聚。

三是效率不可持续。譬如，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下，处于支配地位主机厂商普遍以签发T+（3、6、9、12）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占用上游厂商的资金，增加其资金周转压力。因此，要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优化融资结构，推动绿色直接融资、绿色基金等融资方式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治理效果和创新成效看，在对“堵”污染保持必要信贷投入的同时，还需要以技术驱动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作为“疏”污染的重“要手段，而绿色技术研发创新离不开绿色融资结构的优化。

“直接融资在支持根本性技术创新上具有比较优势，有利于产业做强。”王玉玲称，直接融资有比较强的吸收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意味着直接融资能够支持实体经济体中的一些创新活动。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技术水平提升显著，快速逼近技术前沿。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引进绿色技术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需求日益高涨。为突破技术瓶颈，客观上也需要优化绿色融资结构，适应绿色技术创新的需要。

从国外的实践经验看，以绿色直接融资、风投基金等融资方式的确对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做大绿色产业起到重要作用。

据王玉玲介绍，纵观美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20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绿色金融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不断优化绿色融资结构，以绿色直接融资、风投基金等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融资方式支持绿色技术研发，以绿色信贷支持绿色产业做大，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釜底抽薪”，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例如，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并资助了多个专注于投资绿色技术的风投基金，其它欧美国家、长期投资者也积极支持绿色技术研发，引导风投基金加大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势，增强企业绿色技术研发实力。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企业上市的制度环境相对较为宽松且科学，特别适合重仓支持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初创企业的私募股票基金发展。一般情况下私募股票基金3-5年后即可IPO上市，有利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确保了绿色技术研发活动平稳开展。同时，发达的资本市场也促进了核心绿色企业融资并购以增强绿色技术能力。

完善绿色直接融资和风险基金支持体系

据了解，当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信贷占比普遍较高，绿色直接融资占比普遍偏低。2019年9月末，浙江、湖北、四川等省份绿色信贷余额达到6440亿、4600亿、5100亿，但是绿色直接融资发展缓慢，除去上海、浙江、江苏省直接融资略高外，其它省份绿色直接融资发展普遍较慢。

王玉玲称，绿色信贷适应快速降低生态环境污染存量的迫切需要，但是绿色信贷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与技术研发的高风险属性不匹配，对产业绿色化转型促进效果不如绿色直接融资和风投基金等其它融资方式。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推进，绿色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应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一些障碍。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堵”污染保持必要的信贷投入，更需要把主要精力转向优化绿色融资结构。具体建议如下：

（一）完善绿色直接融资和风险基金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建立绿色上市融资后备企业库。以是否有利于绿色技术研发为核心标准，完善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建设，合理确定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建立工作激励机制。

二是完善推动绿色企业上市的服务体系。建立对绿色上市后备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