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司机的货运江湖

在成为货车司机之前，汪玉红是一个餐饮业的失意者。

疫情之前，她和丈夫在成都经营着四家烤肉店，每个月总收入都在十万元以上。三年来，烤肉店断断续续亏损，也陆陆续续关门，最后两家也没能撑过2022年。

汪玉红卖掉了老家的房子，依旧负债二十多万。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在乎别人眼光，也曾想过找稳定的工作，但又不想被束缚。

最终，她选择了跑货拉拉。

人生不能只剩下还债这件事

“只要出门就有收入，又能灵活安排时间，感觉自己乐在其中。”

一个曾做过大堂经理、当过老板的80后女性，现在是一名货车司机，突然的转型并没有给汪玉红带来心理上的落差。她从不觉得自己会低人一等，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反而给了她尊严。

汪玉红从不挑单，一天最多接过12单，现在月收入1.4万-1.5万，比很多男司机都要高。数据显示，在货拉拉平台，32%的女司机每天能接3-8单，8%的女司机每天能接8单以上，2000多位女司机收入在5000元以上，其中76位女司机在货拉拉平台的收入能到1.5万以上。

尽管才跑两个月货拉拉，但汪玉红已经做的很出色，她总结出了自己的“拉货哲学”——只要车不停，单就接不完。

一方面是不挑单，另一方面是热心。汪玉红喜欢帮忙上下货，不管轻货还是重货，都会主动搭把手。有一次她从成都拉货去宜宾，到了卸货地发现只有货主一个人在，没有工人，她便帮忙把一整车货物都搬了下来，没有收取搬运费，货主看到一个女司机这么辛苦，主动帮她出了回程的过路费，让她走高速，安全一点。

不可否认，女性在货运行业面临着种种偏见与歧视，汪玉红也曾遇到过因为是女司机就被取消订单的情况。但在她看来，女性的亲和力、良好的态度能转化为一种沟通优势，独自跑单的勇气比男性更具感染力。

跑过很多地方，遇到过很多善意，但让汪玉红最欣慰的，是来自家人的支持。每天早上父亲都会做好饭让她带在路上吃，每次她抢到几百元大单，都会立刻打电话跟丈夫分享喜悦。

汪玉红提起丈夫总是笑得很开心，夫妻俩在烤肉店关门后都开始做货运，互相支持鼓励，“我们两个的目标就是一天赚1000块，要不了两三年就能还完债了。”

当被问起债务还清后，想回去开餐馆还是跑货拉拉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跑货拉拉。”

“虽然创业失败，但我不觉得人生就只剩下还债这件事。”汪玉红认为人生需要奋斗，但并不要随时绷着一根弦，生活的幸福最重要，每周四车子限行，她就会约上三五好友打打麻将。

在司机的身份之下，汪玉红也是两个女孩的母亲。有时候小女儿放假，也会跟着她一起拉货，还会主动帮忙搬东西。在女儿眼中，她也一直是一个女强人，“妈妈好能干，一个月能赚一万多，我以后也要开货拉拉。”

汪玉红不仅能够成为自己，还能够成为榜样。女司机的存在或许在慢慢改变社会对货运行业的刻板印象，职业多元化的选择，平等的工作机会正在下一代开花结果，人们将发现餐厅老板和货车司机没有什么不一样。

开货车之外的一种追求

女货车司机在行业中不总是像汪玉红一样一帆风顺，面对着种种困难和偏见，许多人仍然坚定地选择这份工作。

二月的最后一天，27岁的刘荣开着一辆白色的电动货车，在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巡游。

此刻已经是上午11点，她还没有接到单。手机软件上每过十几秒就弹出一个新的订单，但不是距离时间不合适，就是抢不上，或者是订单备注：要男司机。

这种无奈的感受她很熟悉。在与力量、体力挂钩的货运业，女司机在工作中遭受性别歧视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果是需要搬运的服务，许多货主一听是女司机，可能就取消订单了。

刘荣曾接到过一个搬沙发的订单，她看了看货物觉得不沉，说自己可以胜任，但对方却婉拒“你一个女的搬到六楼，车都没法开了。”即便如此，她依旧很喜欢货车司机的工作，时间自由，可以更好地协调工作和生活。

去年5月，刘荣辞掉了餐厅门店主管的工作，在丈夫建议下开始跑货拉拉。货拉拉进入门槛不高，但做好并不容易，得摸准货运市场的门路，按老司机的话讲就是“脑子里得有东西。”哪有库房、哪有市场，甚至哪有厕所、充电桩，都应该印在脑海中的地图里。

下午2点，刘荣决定去城区转转，当她把车开到望京东湖湾附近时，发现500米内停了3辆货拉拉——老司机们已经早早在这里“趴活”了。

这时，手机上弹出了一个红色的即时订单：距离6公里，单价39元。她点了进去，等待了两秒，抢单成功。打开导航，系好安全带，挂挡，拉下手刹，一脚油门就出发了。

和人们印象中脏乱的货车不同，刘荣的车内很整洁，副驾驶台上放着一本《零基础流利口语》。

她在等车充电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充电，学习英语是她每天都在坚持做的事。“搬家的单子有时会碰到外国人，会说英语沟通起来也更方便。”除此之外，刘荣还有更长远的规划，“以后想做外贸生意，现在的目标就是三年内把英语学好。”虽然来自云南昭通的小镇，只有高中学历，但她觉得自己还年轻，未来还有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