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12点，身在鹭江村的金昌制衣厂老板张天学还没有睡下，手里握着手机，等待客户的下单信息。

“心理压力特别大，睡早了怕客户发订单信息过来错过了，这笔单就下到别人那里去了。”这名从业20多年的制衣工厂老板告诉第一财经，现在的压力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自己曾见过“单(订单)找厂”的行业辉煌，但如今，他不得不为厂里能够找到更多订单发愁。

“现在是不仅订单小，单价还低，制衣工人要求又高，工资开少了大家还不乐意过来。”张天学说。他所处的鹭江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山大学南门对面，与一旁的康乐村、大塘村等城中村(统称“康鹭片区”)和专业布匹市场一起，构成了约5平方公里著名的“中大纺织商圈”。2022年10月，中大纺织商圈内的城中村暴发疫情，后被称为广州疫情的“震中”，外界也因此知晓了这一长期依存于城中村内的服装加工集群。

同处康鹭片区的另一位制衣厂老板张师傅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过去制衣厂的日子不好过，疫情3年以来，中大纺织商圈几度停摆。

“(春节后)本身是订单旺季，(现在)旺季没了。”张师傅说，今年虽然提早开工了，但该来的旺季，却迟迟没有等到。

海珠区中大国际创新生态谷纺织产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疫情对整个中大纺织商圈带来不小的冲击，原材料端、生产制造端、成衣渠道端都受到较大影响，部分商户经营业绩下滑了40%左右，主要是因为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订单下降。

对张天学、张师傅这样的城中村工厂经营者来说，旺季未能如期而至固然让人着急，从去年冬天开始传出的城中村工厂都将尽数搬迁的消息则更让他们睡不安稳。

招工难

2月21日上午10时许，张师傅站在村内的一条街边，手里拿着粉色的女装，等待着工人过来询价。他来自湖北天门，在城中村内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工厂，厂里除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之外，没有其他固定的工人，开年订单陆续有些起色，人手就显得不够了。

长期以来，中大纺织商圈繁荣的“秘密”隐藏在康鹭片区的城中村里——村外的各大专业市场只提供原材料和成品的商贸流通，城中村内则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承担了核心的成品制作一节，这里的经营者们一般是在拿到订单后再临时增补制衣工人。

张师傅所站的街边沿途一公里内，是村里有名的“招工大街”，每天早上七八点，制衣厂老板或是职业招工人拿着样衣站在道路两旁，等待来往的“零工”们挑选。在人流量最大的上午九十点左右，应聘的工人们和招工的老板们往往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城管只能边指挥边用喇叭喊着“招工请靠边”，以便让来往车辆通行。

在这里，“零工”们找到的活往往只够干一天，每天都要重新找工作，工厂每天也要重新招人，因此招工大街上的人从来就不见少。

除了招工，工厂老板们同时还会在这里招揽客户，他们身前往往会放一块小黑板，写着诸如“诚寻客户：专业裤子、西裤、卫裤、短裤、短裙、半身裙，长期合作”一类的内容。只需稍等，便会有来自附近服装市场的档主，拿出袋子中的成衣，跟制衣老板谈合作。确认服装的制作细节、价格、工期之后，交易在几分钟内迅速达成。

头天晚上，张师傅刚接到一位客户下的订单，准备做一批女装试销，数量100件。“我要今天几个小时之内做出来，并发货给客户完成交付。”

一位操着湖北仙桃口音的女工上前询问工价，但他们最终未能达成合作。

张师傅说，在拿到客户的衣服设计底稿或样品后，他们就能迅速拆分出工序，如裁布、缝纫、钉纽扣、熨烫、装袋等，每个步骤的工价不同。

“每个工人在一件衣服上拿1~5元，我们报给客户的价格一般就是人工费用的两倍。最复杂的冬装羽绒服等报价一般不超过七八十元。”村内一位制衣厂老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忙活了一上午，张师傅也没招到满意的工人，临近中午，他只能先回厂里吃饭，“下午再出来碰碰运气，实在招不到人的话，只能我自己辛苦一下加班把订单给做了。”

往年二三月份，这里城中村的制衣工厂老板们都会遇到招工难的问题，而今年的招工难问题与往年相比，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张天学也遇到招工难。目前，张天学工厂里的熟练制衣工还不够稳定，影响了部分订单生产，“截至目前，只招到30多个制衣车工，仅占满员的60%~70%”。

“去年因为疫情都没有怎么开工，第四季度基本处于完全停工的状态，康乐村被封，厂里的工人90%在当时都感染了新冠，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工作，有些人痊愈之后也无法及时复工。”张天学说，招工难背后主要是几方面因素叠加所致：其一，每年开春都是制衣厂最忙的时候，对制衣工人需求增加;其二，去年年末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导致今年春节后开工时间提前，相应地对工人的需求量就大;其三，去年遭遇疫情之后，很多制衣工人却并未及时回来，同时受到“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项目开工仪式”的影响，清远当地产业园开出了丰厚的“留人”待遇，吸引了许多制衣工前去应聘。在这些多方因素影响之下，城中村内制衣作坊显得人手不足。

“现在女装行业竞争激烈，款式多、单量少，我们在生产环节与制衣工的合作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