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能源电力行业的转型发展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双碳’目标下，火电快速增长的时代确实过去了，传统化石能源的时代也即将过去。”北京清洁燃料行业协会会长、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永泽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日，在“数字化经济下的碳中和与产业转型：挑战与机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嘉庚实验室、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教授林伯强认为，我们需要建立清洁便利的能源系统，即一方面要进一步的电气化，同时要保证“安全可靠、稳定供应”这个基础。

“‘碳中和’对我国是机遇大于挑战。”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的组织起草者、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双碳目标并非要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实现，如限制火电发展、推广新能源汽车等都是顺应潮流而进。因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到了后期，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达到了顶峰，石化能源需求已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中国的“碳达峰”实现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火电身份的转变

张永泽表示，火电角色变化将会历时数十年，并非一夜之间。

“前40年，火电为我国的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国家是要建立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电力系统。”林伯强表示，火电的退出方式，值得从资源、成本和系统的角度进行探讨。

他讲道，因为需要保证电力供应的安全稳定，火电不应该大规模“退役”，更可能是整体利用小时数的逐渐降低，直至归零。且归零不代表火电厂不存在了，而是可以屯20天的煤还待在那儿，随时应对突发。

林伯强认为，其实在“碳中和”背景下，火电的定位已经开始悄然转变，中短期的主要职能是满足电力需求的增长，“当风能光能不够时，火电上”。中长期，为不稳定的风、光来备份和调峰，应对极端气候等特殊情况，为电力结构的转型保驾护航。

张永泽称，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完全取代化石能源不太现实。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火电并不会被彻底淘汰，而将主要扮演调峰及在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和备份的作用。

张永泽表示，火电角色变化将会历时数十年，并非一夜之间。当然，最终火电的存在形态也会和之前有所不同，会结合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向清洁电力的方向去走。

林伯强也表示，其实火电的规模和最终的利用小时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的发展。另外一个需要比较的是，利用原有已经“沉没”的火电系统和重新建立一个庞大的储能系统，两者的效果及成本如何。此外，火电退出除成本巨大外，还涉及如何替代供热的问题。

能源结构调整

张永泽认为，“双碳”背景下，整体来讲对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都是利好。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力波表示，欧盟和美国都已经实现了“碳达峰”目标，目前正在向“碳中和”转型，他们的转型路径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吴力波进一步讲道：“从欧盟的角度来讲，其转型路径主要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在此过程中，核能仍要发挥重要作用，终端能源消费的电替代也是趋势明显，同时强调电力同其他能源的整合。美国同样是以清洁能源发电作为主要转型路径，按照其基准情景，90%以上的电力会来自风、光、核以及(实现碳捕获、利用和封存后的)化石能源。”

吴力波认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最大的挑战，首先是电力部门的零碳过程，即对化石能源为主的电力结构进行调整。国内外一些研究发现，无论以何种情景作为假设，煤电比例都要大幅削减，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都需大比例提升。

林伯强指出，在“双碳”背景下，首先要建立清洁便利的能源系统，即一方面要进一步电气化，同时要保证“安全可靠、稳定供应”这个基础。

“从2020年我国的电力结构来看，火电占比在68%左右，近10年下降了约10%;风能、光能的装机占比在24%以上，比例已经超过水电，但风能、光能的电力贡献在9%左右，只有水电贡献(18%)的一半;核电占比只有2%，但贡献了5%的电力。”林伯强分析道。

林伯强认为，从系统效率上讲，整个系统应该增加天然气(发电)占比，但由于资源限制，所以实施起来并不乐观。同时，如果排除安全和布局的因素，核电是“碳中和”最合适的选择，因为核电是稳定、干净的。

“我们的能源系统是应该增加天然气的占比，因为在同样热值的情况下，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煤炭减少了一半左右;同时天然气是一种优质能源，用于发电响应速度快。”张永泽表示，实际上，欧洲国家的“碳达峰”和天然气的使用关系紧密。所以从“双碳”角度看，应大力发展天然气。

张永泽认为，“双碳”背景下，整体来讲对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都是利好。不过，从西方国家核电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核废料的处理、运营管理水平对安全的影响等原因，对核电的态度普遍是比较慎重和冷静的。

李俊峰强调，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关键是需要处理好发展与排放之间的关系。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甚至包括生产组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