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小鹤卿62cm×42.5cm纸本墨笔

在艺术品收藏市场上，近年来常听人说这样一句话：要收藏艺术精品，不要买“大路货”“普品”。所谓艺术精品，一般是指作品的创意新颖、构思巧妙、布局合理、艺术表现恰到好处。精品的“精”体现在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上;同时，精品还要“精”(经)得起艺术史的长久检验。

具体来说，收藏市场上选择精品的标准往往在于题材有趣、笔墨精彩、尺幅较大、品相完美，是艺术家在“艺术高峰”时的创作。

艺术精品必然稀缺

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来说，其作品中精品的比例是少量或极少量的。而所谓艺术“普品”，是指那些日常应景、应酬、匆忙之作，不具有多少创新性与复杂性。相比起“普品”，艺术家创作的精品数量较少，如此就具备了资源稀缺的特点，即“数量稀缺”。在消费心理学中,人们把因为稀缺而引起的购买行为称之为“稀缺效应”，即供给少的东西容易在市场上形成供不应求，从而推动市场价格的上涨，因为“稀缺效应”很容易诱发需求方的焦虑心理，让人产生对错失机会的忧虑——藏家担心自己这次不买下来，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买不成了，所以为了缓解此种焦虑，人们更容易去抢购，或出高价购买。

在艺术市场上，由于“稀缺效应”，艺术精品往往会比“普品”卖得更贵。其实，“精品”与“普品”之间的价格差以前就有，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差距不是很大;但近10年来，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市场中的结构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精品资源越来越稀少，这种价格差别渐渐显著，未来也许还将继续加大。

笔者查询了中国嘉德近20年以来张大千作品的拍卖记录。2003年，中国嘉德拍卖的张大千作品中，其“精品”“普品”的单位尺幅价格差只有3倍至6倍，即对应单位尺幅，最精到的作品比一幅“大路货”会贵上几倍;而在2023年的中国嘉德春拍中，张大千艺术“精品”与“普品”之间的单位尺幅价格至少相差了十几倍，最多的甚至相差了160倍。例如，一幅三平尺的张大千人物作品《小鹤卿》拍出了4715万元，平均每平尺1571万元，价格贵的主要原因是作品精致，以及其背后的有趣故事和流传有序的传承;而另一幅两平尺的张大千人物画《高士图》则是以19.55万元成交，平均每平尺的价格只有9.78万元。

市场上很久没有露面的艺术品“生货”，常常能够卖出好价钱，这是因为长久没露面的作品会带来“新奇感”，其难得一见，也可被视为一种“数量稀缺”。在以投资为导向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早期，很多作品反复出现在市场上，人们就会认为这些东西不受欢迎、藏不住;卖场上常见的作品也容易让人久看生厌;而且在短时间内再现市场，其增值效果难有显著表现，也会给市场带来投资效益不好的印象。而那些艺术“生货”，久藏深闺处，偶露芳容，自然会被藏家喜欢。

作品的品相好也是一种“数量稀缺”，尤其是品相好常常属于“艺术精品”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最终的市场价格高也属必然。毕竟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东西能以良好的品相保存到今天，一定是经过了历代大收藏家的细心珍藏和传递，如今仍会让观者赏心悦目;而且好的品相也会让藏家对未来该作品在自己手中的收藏充满信心。

“物以名为贵”

人们会发现，不是所有的“稀缺”或“精品”都会有好的价格。

一位刚出道的年轻画家没画过几幅画，其作品具备了稀缺性，用他自己的眼光看也是用心创作的“精品”，但当他想卖这些作品时会往往发现很难成交。原因在于，没经过充分的交易和流通，艺术市场上并不了解这位画家及其作品，不知道对其作品如何定价，当然会难卖。可见，仅凭稀缺性未必就能卖出好价格，市场交易还是要有“知名度”或“品牌效应”，艺术家或者艺术作品要有“名”。

收藏者买有名的藏品，对作品的价值判断会更为准确，作品未来的市场潜力也更有确定性，这会使藏家愿出更高的价格。如拍卖场上，知名画家的作品总会卖出好价格;而且名气越大，其作品越贵;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的画作，尺寸再小，哪怕是应酬之作，也比一些不知名画家的巨幅之作卖得贵，这是名气使之然也。

艺术家知名度的大小，是许久以来业界对其艺术水准的肯定，是市场对其作品多年考验的结果。名气越大，藏家投资、收藏的风险就越小，这就有了价格判定的另一个标准：“物以名为贵”。这里的“名”不一定是美术史和艺术价值上的“名”，也可能仅是因其在大众中传播广泛而形成的所谓知名度。

每当拍卖行遇到具有新闻点和故事性的拍品时，往往会通过召开研讨会或新闻发布会的方式进行推广，以此增加藏品的知名度，结果常能将其拍出高价。有些艺术品背后隐藏着艺术家和其作品间脍炙人口的故事，这也形成一种稀缺，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让人口口相传、念念不忘。

从藏家角度来看，为什么要花很多钱买一件广为传播、尽人皆知的艺术品?因为妇孺皆知会带给买家更多的心理满足。1995年，嘉德在秋拍中将画家刘春华于文革初期创作的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拍出了605万元，位列当场最高价。这一“天价”并不是因为刘春华是一位知名的油画家，而是因为该作品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