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文艺片《河边的错误》票房破2.2亿元，超出许多人意料。

该片导演魏书钧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导演，尤其在艺术电影领域势如破竹。2018年，一部短片《延边少年》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2020年至2023年的三部长片《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和《河边的错误》均入围戛纳电影节不同单元，且在平遥影展收获大奖。

不过，影展殊荣并不天然与票房挂钩。《野马分鬃》和不久前上映的《永安镇故事集》票房为1176万元和321万元。和大多数文艺片投入商业院线的命运一样，票房平淡甚至惨淡。

如此对比，《河边的错误》堪称市场奇迹。其中的变量首先是主演朱一龙。这位因网剧《镇魂》而人气飙升的演员，近年来在电影市场证明了自己的票房号召力。去年和今年暑期档，由他担任主演的《人生大事》和《消失的她》获得17.1亿元和35.2亿元票房，均超出映前预测。

其次，影片改编自余华的同名中篇小说。相比严肃文学作家的身份，如今活跃于互联网的余华成了知名“段子手”“喜剧人”，在年轻人当中拥有较高人气。影片宣传期，余华也积极参与映后谈，录制短片推介影片，并多次表达他对影片改编的认可。“正主”盖章，颇具说服力。

不过，大明星与大作家的组合，必然能带动票房吗?从过往案例来看，不少起用明星和知名IP的影片，并没有如愿以偿。影片质量如何，能否与普通观众对话，是否具有商业潜质，才是影响票房的关键因素。

改编不必拘泥原著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于1988年发表在《钟山》上的一篇先锋实验小说，是他创作早期对侦探故事的一次戏仿。此前，《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和张艺谋都曾起意改编，但最后不了了之，张艺谋转向了余华的另一部小说，拍了《活着》。

在影片出品方当当影业的推荐下，魏书钧读了原著小说，随后决定担任该片导演。在此前采访中，魏书钧谈到，正因为这部小说并不是余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使得它有了改编的更多可能。原著令他联想起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它的音乐特点是有一个和弦永远不回到主音，小说则一直处于“好像解决了，但是又没有解决”的状态。在他看来，余华的这部小说的魅力在于：疑云重重的氛围、叙事的吸引力以及随时可能浮出水面的毛骨悚然。

影片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延后数年，并使用16mm胶片拍摄。1995年的一个颓败小镇，一位老妇在河边被杀害。刑警队长马哲负责侦查此案，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更多线索和相关人物出现，但案情并没有变得清晰，而是更加难以把握。杀人案接二连三发生，与案件相关的人自杀身亡。马哲曾经信奉的理性、逻辑和经验全部失效，他逐渐陷入错乱，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

主人公马哲之外，影片中陆续登场的几个受害人均处于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困境当中，逼仄的环境对他们形成了某种无形压力：一个渴望通过痛感和死亡获得快感的老妇;一个总是被大人批评“乱说话”、好奇心很强的孩子;一个陷入不伦之恋的诗人，在一封写给情人的诀别信件中预见了自己的死亡;一个有异装癖的理发店老板曾蒙冤入狱，从此不相信别人会相信自己，因担心隐私公之于众，一心求死。

在平遥影展的映后谈上，余华认为，魏书钧准确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质感，和小说一样，将重点放在呈现人的状态，而不是人与人的冲突。同时他反驳了改编要遵循原著的说法：“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

影片较原著增加了马哲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场景，丰富了人物细节，比如他和局长、徒弟的互动，与妻子关于是否留下腹中胎儿的争吵，因为检查发现孩子有10%的几率患上先天疾病。工作和生活的不安和压力，令马哲的精神错乱更加有迹可循。

与魏书钧此前的作品不同的是，《河边的错误》拥有一些对普通观众友好的类型元素，比如和传统侦探电影一样，影片围绕一个正义的刑警和一桩离奇的案件展开。影片前半段叙事富于吸引力，牵引着观众跟随刑警视角，对各种线索分析，抽丝剥茧，探寻真相。影片后半段，从侦探电影转向心理惊悚，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偏离真相，到最后发现真相变得不再重要，也无所谓谁是凶手。观众开始和主人公一样，试图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

因为叙事的开放性和文本的多义性，《河边的错误》拥有较大的解读空间，关于影片的主题和表达，每个观众感受各不相同，舆论场上的争论进一步延展了电影的边界。在澳大利亚放映的时候，一位国外策展人推介该片时谈到，与其说这是一部犯罪电影，不如说它更注重描述当时的社会和人文环境。“这是一个90年代的破败中国小镇，它尚未卷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洪流。比起谁是凶手，它更想说的是，特定时期的中国正在孕育什么。”

营销不出奇招也能制胜

与传统犯罪类型片相比，《河边的错误》是“反类型的”，它没有确定的结局，也不给人以真相大白、正义昭彰的快感，“看不懂”“迷惑”是正常现象，也有不少观众批评它“故弄玄虚”。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票房佳绩，与影片选择朱一龙作为主角的确有较大关联。

魏书钧在此前采访中也并没有否认在选择演员时，综合了影迷和市场等方面的考量。但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