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学者张力奋给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新课“都市、田野调查与记录”，首个“田野标本”是平凉路2767弄，这里过去是十九棉职工宿舍区，即将拆迁征收。赶在老邻居四散之前，师生们把他们的“生活史”化成图片和文字保留下来，于是有了《平凉路2767弄：上海十九棉百年工房口述史》。
工人研究的声音比较弱
第一财经：你说《平凉路2767弄》这本书，100年以后还有人读，为何这么有信心?
张力奋：我有信心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一个记录。现在中国宏大的叙事非常丰富，但是记录和记忆非常不受待见。而恰恰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记录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宏大叙事。人的行为，人的物理世界，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人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所有的一切细节，都是历史最应该记录的。
《平凉路2767弄》中的记忆，是上海记忆的一部分。100年以后上海一定会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最终要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路径的话，没有历史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历史急速变化的时期——一两年前，上海至少有成千上万个做核酸的小亭子，一夜间就不见了，有没有博物馆、图书馆想到说，要保存几个这样的小亭子呢?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非常猛烈的大潮过来以后，突然之间又消失了，一点印记都没有。所以我说为什么100年后还会有用，是因为非但留下了印记，还留下了非常多的细节印记。
中国历史上对非官方的历史从来不看重，而现在要理解中国，我认为民间的历史、市民社会这个角度，其实比官方史更重要。100年我已经说得客气了，我觉得这样的书500年以后，历史学家都会看。
第一财经：但是我也有个疑问，上海之前旧城改造，拆了那么多里弄，为什么你这样的研究比较少呢?尤其是网剧《漫长的季节》火了以后，有人说不仅剧里的东北工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命运发生了巨变，当时上海也有大量工人下岗。但是我感觉关于上海工人生活变迁的声音相对较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张力奋：我不敢去分析他人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在上海讲工人跟时代命运的声音，相对比较弱一些。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作家、记者，一个历史的记录者，生活方式其实跟武康路是相对更近一点的，武康路给你的记忆当中，无论是吃的还是穿的，还是曾经经过的东西，会给你很多体验，有些给你愉悦，有些给你一些情绪上的抚慰。
东区的研究，基本上是把你从非常舒适的区域里面拔出来。既没有钱，研究者的付出又极大，社会也不一定认可。我刚去他们里弄时，老百姓就觉得教授在这里出现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还去查我的资料，说张教授是英国回来的，他跑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这本书做完以后，我每两个礼拜还要去工地上“捡垃圾”，说实话这个经历和去米其林餐厅吃饭肯定不一样，尤其是一个多月前还摔了一下，到现在伤还没好。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东区这一类的研究比较少?其实我们就问一些非常平常心的问题，因为有很多difficulty(困难)，但是你从中得到的东西很少。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除了本身的记忆价值以外，更有价值的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来做?如果社会是一个人的话，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他的性格，没有这样一些记录，是有问题的。其实我的这种研究方式在欧美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传统，但在国内很稀少，这也恰恰说明，国内一些研究是有问题的。
你愿意公开那段生活吗
第一财经：《平凉路2767弄》中，大部分口述史都是本科生做的，他们可能会在社会阅历、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上有局限，做出来的口述史会不会有些遗憾?
张力奋：任何研究都会有它的局限，如果是15个教授做的，肯定跟15个学生做的不一样。人类对知识、对社会认知的理解，就是这样一种过程。至于一个上海本土的学生，可能会做得比另外一个外地学生好一点，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但是你也不要以为一个外地学生没有他的advantage(优势)，因为这是完全新的世界。
任何学生我都能找到他做的文本当中好的、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很少非常刻意地通过很中国式的方式，帮他们提高。我要让他们在这样一种训练环境当中，自己去意识到一些东西，也知道他就是文本最后的责任人。
第一财经：尤其是很多受访者都谈到当时局促的居住环境，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是否因此产生矛盾谈得很少。学者沈奕斐写过一本《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也是访谈的上海家庭。我印象很深的是，里面有对夫妻结婚时同样住老公房，非常小，婆婆许诺婚后把大一点的卧室给儿子和儿媳妇。但她食言了，儿媳妇因此十多年不和同住的婆婆说话，家庭气氛非常紧张压抑。书中类似这样的讲述相对比较少，你怎么看?
张力奋：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里弄有500多户家庭，最后有30多户家庭接受访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愿意接受访谈的居民，已经有过一个心理建设过程，不觉得他们的经历有多不可启齿。我相信你刚才所举的例子在很多家庭里都有。其实弄堂里面有很多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地下党员自杀，这样的家庭说实话有很多故事。尤其是我们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