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溥杰北京西城的四合院里面曾经采访过他。我向他提出，找个机会，可不可以去你过去住的地方，故宫，给你拍一张肖像。他很愉快地同意了。他约我下午在故宫午门的售票处等。到了午门，溥杰先生已经站在那里，售票处的工作人员都对他很熟悉的样子。进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时的故宫快要关门了，开始清场。我找了一张椅子，让他在一个大殿前面坐下。拍完之后，他说我也给你拍一张……这是我一生中特别荣幸的时刻，溥杰做导游带我逛故宫，他告诉我，他跟哥哥在哪里学自行车，在哪里，英国人教他们英语。回忆着在故宫生活的细节，走到后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西落了。”

在浦东美术馆的展厅，刘香成面对自己拍摄的照片，回忆如泉涌般浮现。“在展厅走了一圈，我也觉得好像是第一次看自己的作品。”他告诉第一财经，当小小的照片被放大到一米，里面的丰富细节扑面而来，“我知道那张图片，我记得当时按快门的瞬间，但是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

“刘香成：镜头·时代·人”是摄影家刘香成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回顾展，190多张照片跨越了他40多年的摄影生涯，其中超过半数作品是初次展出。

某种程度上来说，刘香成是写入中国影像历史的人。在《东方照相记》里，在他之前，有罗伯特·卡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马克·吕布等西方摄影报道黄金时代的大师，他们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在20世纪相继来到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刘香成是这一脉络的延续，又与他们截然不同。1950年代，儿时的他曾在福州、香港生活，而后赴美求学，师从《生活》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当刘香成以国际摄影记者的身份归来，正逢1970年代末中国面临转变的时期，随后迎来了改革开放。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跨越时代变化、舒展人性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儿时记忆赋予了他从内观察的视角，以及对于环境的敏感体察和深厚理解。《明镜》周刊驻亚洲记者蒂齐亚诺·泰尔扎尼曾经评价道：“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尚待阐明的爱

“长期以来，我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们自己的、关于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刘香成曾经在这段1936年赛珍珠为林语堂《吾国吾民》所写的导言中找到共鸣。

刘香成第一次回到中国拍摄是在1976年，当时，他在广州待了十天，游走在街头，他敏锐地从人们的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中发现了变化的信号，“当时我觉得人们的脸上有一种放下了一块石头的感觉，是从一个境界到另一个境界的感觉。”他听到了时代的召唤，他决定以摄影记者为此后的人生志业，两年后，他以此身份留在了中国。

1981年，中国国内开始生产可口可乐，在北京故宫也有卖可乐的摊位，刘香成拍到一位穿着军大衣的年轻男子将手伸向镜头，他的手里是一瓶可口可乐，他的背后是紫禁城的建筑，这张照片成为改革开放的代表性画面。刘香成擅于使用具有符号性的元素展现时代变迁，与此同时，他也关注表象之下的深层内涵，他以肢体语言为密码，解读不同时代各个社会阶层的精神状态。

在广州珠江游轮上，他拍到年轻人挤在一起跳狐步舞;在河北北戴河，他拍摄了一组在沙滩上的年轻人，其中一些面对镜头骄傲地展示身材;在云南景洪，他注意到戴着太阳镜的三个年轻人，他们的打扮惊人地一致，同时透露出追求时尚的青春气息;在上海的公园，刘香成被一对情侣对视的样子打动，“我注意到他们的脚交叉在一起，男人温柔的捂住女孩放在膝盖上的手。这张照片显示了东方人如何微妙地，用特别的肢体语言表达他们的情感，跟西方人公开亲吻拥抱截然不同。”

刘香成相信，照片不仅仅是用来看的，更是可以读的。“后者让你去想问题，前者也许只让你觉得刺激，现在刺激的照片可太多了。”他曾说，“我很幸运，从大师们的作品里学会了怎样去读照片。我发现，这个东西要和生活紧密地扯在一起。生活，就是文化啊、历史啊、宗教啊、传统啊、国与国的关系啊。”

刘香成的镜头记录了那个时代很多的中外政治文化交流，构成了历史的一块块视觉拼图。1979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与波士顿爱乐乐团、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先后来到中国演出;1981年，英国歌手艾尔顿·约翰访问中国，刘香成拍到他集中精神在打乒乓球的场景;同年，“波士顿博物馆美国名画原作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场展览影响了大批未来的艺术家;1982年，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十周年纪念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们一起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

“李肇星先生在这张照片的左下角，当时他提醒我，他说你的相机在哪里?我转头就看见尼克松先生，当时他心情非常好，他拿出一条毛巾、一桶青岛啤酒往记者车厢走过来，给我们送啤酒。”这张照片留下了新闻事件背后的一个生动瞬间。

决定性瞬间

在准备展览时，策展人皮力提议说，以往刘香成做的事情，无论是书、展览，还是每一个出版的报纸上刊登的图片，都是以时间为主轴，在大时代背景下展现他的拍摄和创作。他希望这次展览可以另辟蹊径，以摄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