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中国人在个人传记方面的材料绝对丰富多彩，”在《胡若望的疑问》的前言中，史景迁如是讲，“它们不但保存了学者、政治家、哲学家、诗人、杰出的尽忠至孝之人以及有着著名怪癖的隐士的事迹，对那些为富且仁的商人也会毫不吝啬地记上一笔。将士们也不例外……”

但胡若望不属于那类典型的传主。史景迁讲，他是个普通人，文不成武不就，也无显赫的身家，“一生中唯一可以大书特写的，是他在1722年曾远足欧罗巴，在该地小住三年有余的故事。”胡若望信从了天主教，但也未能担任显要的教职，不过，这个平庸之人的生平档案却被保留了下来，在世界上的三个大档案馆内可以查找到，为此，史景迁得以还原这次旅程的全过程——凭借他的广受称誉的“讲故事”的想象力。

“讲故事”的想象力

讲故事，这三个字，安在了研究中国史的汉学家头上，怎就显得那么了得，使人一直津津乐道?

读《胡若望的疑问》的开场白，自然会想起《王氏之死》，这本史景迁的成名作的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正合乎胡若望这个“小人物”的情形，但写《王氏之死》时的史景迁是个冒险家，经常因为故事讲不下去而犹疑，同时，他对一点点新的发现、新的领悟，又会感到激动。他说，王氏就像一块石头，在退潮的海水中它闪闪发光，一旦捡起来却又后悔，因为它的色彩很快会在阳光下消失——而他所做的，是努力攥住这石头并感受它传达的温度，不让它丢失，进而欣喜地看到它的“色彩和纹线”也变得越来越鲜明。

讲故事的人，理当让人看到这种能量。中国人爱说“求知欲”，这是预设了“知”的存在，但要是以西方的“求真”精神来说，重点便在于“求”，而不在于“真”。在《王氏之死》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在看似无路的地方，通过攀援手边各种能攀援的东西而开出一条路的过程。例如，在书中最精彩的一段，即探讨王氏和人私奔的情况的一段里，史景迁先是根据地图来推测他们可能的逃亡去向，然后，他结合法律和习俗，以及当时地方上控制社会的诸般制度和机构，来一一分析这些选择会带来的风险。有时，一个场景会忽然冒出来，跟王氏无关，却十分必要：

“单身的徒步游人无论是否携带武器，他只要没有行囊和没有城里人担保，就有可能被赶走。天黑以后，人不允许在街上四处闲逛，尽管在最热的夏天，家里没有廊道或院子的人可以把门打开一点，坐在台阶上享受傍晚的凉快，但从小巷通往主要街道的木栅门是关着的……”

一个社会的“氛围”，可以从相关的制度来推测、猜想，进而可以揣摩个体在那种氛围之下的处境。故事便是这样讲出来的。尽管一个民女的处境，是任何对“晚期封建社会”稍有概念的人都能够想当然地估计到的，可是在《王氏之死》中，这个女人所承受的压力得到了具体的描写：“主流”的一切，从制度、风俗到观念，都是对她不利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正是迫于压力，情郎也把她弃在了半途，留给她的可能的出路(据分析)是就地去找份勤杂工的活计，或者(可想而知的)去茶馆、赌场和妓院，接受“保护性剥削”。

而最后，史景迁告诉我们：王氏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路——她掉头回了夫家。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美]史景迁著李孝恺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这是一场堪称典范的“脑补”。现实中没有发生的事情，随着史景迁的合理推测，在文本的空间里有鼻子有眼地发生了。于是，原本仅能充当黑暗社会的一个简单注脚的一起民女私奔事件，就演变成了诸多“可能性”之一，它的发生和成为现实，并未使其他的可能性归于消灭，反而揭开了那些可能性的样貌。事实上，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弗朗茨·卡夫卡当年曾尖锐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们缺乏想象力的结果。这话可以理解为，当一个历史事件向人提出了抉择的考验时，缺乏想象力的人们只能给出最坏的一种抉择，即向其他国家和势力宣战。卡夫卡暗示战争绝非必然;然而，在《王氏之死》里，我们看到在多种可能性之下，王氏的选择是必然的，史景迁对这块可怜的“石头”做了最大限度的压榨，他拿出了诸般的想象力，证明王氏私奔的结局是没什么好想象的。

当然，王氏的戏剧仍在继续，要通往她的死，但史景迁在考虑如何完成这一段“高潮”。他最后采用的是被钱锺书嘲笑为“失败的小说家”的手段。这几段文字，在钱氏眼里，实在是只能让刚刚入坑的历史系学生惊为天人的通俗小说的笔法：“世上这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这都是王氏在死前的梦境，她梦见自己回归了青春的样子，脸上消去了皱纹，手回归了光滑，牙齿白而齐整……她又拿出刀子割自己的手腕……美丽的惊悚情节一一发生后，现实接入梦境，王氏被她的丈夫掐死。

历史人物的自白和梦境

以梦的名义，可以做各种虚构。在《王氏之死》前，史景迁已经写出了《康熙自画像》，特色在于从头到尾的“康熙自白”：以第一人称“我”，康熙帝述说他的经历和现状，他对史上帝王成败的认识，他的治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