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末，都市喜剧《爱情神话》在电影市场上激起波澜。影片的主演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等大多是上海人或是在上海生活多年，他们久违地在大银幕上说起家乡方言，围坐在饭桌前就一碗鲫鱼豆腐汤展开辩论。“你”成了“侬”，“怎么”成了“哪能”，“玩”成了“白相”，电影就变成了生活。

令人意外的是，《爱情神话》导演、编剧邵艺辉是一个90后山西姑娘。最初看到剧本时，徐峥曾惊叹于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大学毕业后，邵艺辉搬到上海生活了六年，不需要朝九晚五坐班，也省去了通勤时间，她选择租住在最方便的地段，在武康大楼对面胡同的一个违章建筑里，靠公众号打赏赚钱。一个邻居在附近的菜市场卖菜，囤积的蔬菜多了，老鼠会跑到她家里做客，但不妨碍他们关系很好;胡同更深处是一个拍时尚杂志的摄影师，许多明星会去他租住的房子天台拍照。

在上海，邵艺辉结识了许多有意思的朋友，爱好画画、打鼓和做饭的爷叔，单身的事业型女广告人等形色各异的都市男女，给予她最初的创作灵感。在《爱情神话》里，人们看到了区别于外滩建筑群、陆家嘴天际线或是石库门里弄的上海另一面。梧桐树下的上海西区，异国情调落生于市井烟火，冲撞调和成奇妙的都市况味。徐峥饰演的主人公老白热衷于在进口食品店挑选价廉物美的临期商品，勉励维持着精致文艺的小生活;马伊琍饰演的李小姐居住在寸土寸金的永康路，推开门里面是逼仄灰暗的过道，斑驳墙面和裸露的电线透露着年久失修的气息;宁理饰演的小皮匠宁可损失点生意，到了休憩时间必得抿一口咖啡，吃一块蛋糕，仪式感不能少。

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邵艺辉说，她并不是要刻意追求一种上海情调，或是表现一个多么地道的上海。“我做不到。因为我的确没有那么了解上海，只是按照我喜欢的人和故事去写，拍我自己熟悉的环境。”

当她想写一个现代文明中的恋爱故事，上海是适合故事发生的地点。过去的文艺作品里，那些软弱的、等待男性解救的女人在《爱情神话》里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个性迥异、潇洒自在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或许失意但并不悲哀。她们或优雅或泼辣，或是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更重要的是，她们在感情生活中掌握着主动权，自己决定何时进退。看似影片主角的老白实际扮演了串场的角色，他与三个女人都有情感纠葛，却从来不是她们人生必需品。

《爱情神话》熨帖、舒适、轻盈，与其说是关于爱情，不如说是探讨一种理想中自由、现代的两性关系和生活方式。这里没有惊天动地、肝肠寸断的故事发生，故事里也没有神女和渣男，当女作者掌握了重写爱情的权力，对过去那些被男作者冒犯过的描写予以温柔回击，但她也无意挑起性别战争，而是努力营造一个和谐友爱的小世界。这个世界里的男女可以更平等地对话，不必被陈规禁锢了自我。邵艺辉希望男观众也能看进去，像影片主人公老白一样去聆听、体谅和理解女性的处境。

对话邵艺辉：女性不是被物化的工具人，被“男性气概”禁锢的男性也很累

第一财经:影片几乎都是沪语对白，为什么坚持这一点?

邵艺辉:写剧本的时候，没想过会找专业的演员来演。本来想的是找身边的朋友，对素人来说，如果能说自己的方言，对表演更有帮助。所以我很早就想好要用沪语。方言对专业演员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一个演员说家乡话和普通话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很喜欢方言，不光是上海话，以后还想拍山西话，山西是我的家乡。我觉得各个地方的方言都很有味道，我也特别喜欢贵州话，还有河南话。

第一财经:由老白作为主人公，串联起李小姐、蓓蓓和格洛瑞亚三个女性的故事，这是如何考量的?

邵艺辉:前段时间我看自己写的短篇小说，都以自己是男性的口吻写，自己也纳闷了。后来想到小时候看的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男作家写的，女作家就是比男作家少。男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往往也都是男性，而女性角色往往是被凝视的对象，有点客体化了。世界范围内，的确是男性占据了文学世界的话语空间，我们整体被塑造成了这样。

我是一个女性，本能地应该代入女性的一方，但是男性写的女性，要不就是很风骚，要不就是勤劳朴实、忍辱负重的老母亲，我也代入不进去。所以我就代入了男主人公，这导致我之后的写作总是会代入男性思维去想事。

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希望这三个女性不再是我曾经看到的被物化或者是单一的工具人。这些女性是有缺点的，她们也不是圣母，就是普通人，有让人讨厌或者喜欢的地方，都是有主体性的人。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男性观众可以看进去这个故事，我不是只想让女性看得爽。

第一财经:你塑造的老白和过去影视作品中的主流男性形象挺不一样的，他尊重女性，有平等的性别观念，会和女性站在同一边，和冒犯女性的话语辩论。

邵艺辉:其实我在写一个理想中的男性形象，或者是我自己愿意去谈恋爱的这么一个人。我希望他非常尊重女性，会聆听女性，也有平等、文明、现代的思想观念。他会做家庭主妇的事，是因为我觉得只有男性去做了，才会知道家庭主妇并不轻松。他不会像其他那些从来不干活的男人那么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