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

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通过分析钱幕僚佐集团、欧门进士集团、苏门学士集团，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的构成、群体特点、文学活动，为人们展现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长、演变的主要线索，以及北宋诗歌、散文、歌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在探究三大文人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的过程中，王先生陆续写出一些列新创性论文，如对钱幕僚佐集团的厘定、对欧阳修与尹洙关系的辨析、对嘉祐二年贡举事件文学史意义的揭示、通过苏门《千秋岁》唱和词对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精微把握等等，这些开创性的议题，极大地推动了北宋文学的深入研究。

国庆假期，第一财经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节选《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以餮读者，这是系列书摘第一篇。

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在我国从魏晋时代起，开始大量涌现，文人们文酒诗会的雅集也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北宋时期，在文化繁荣和成熟的整个背景下，文学领域内也产生了许多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文人群体。以天圣时钱惟演的洛阳幕府僚佐集团、嘉祐时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元祐时苏轼汴京“学士”集团的发展层次最高，已带有某种文学社团的性质，对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钱惟演、欧阳修、苏轼为领袖或盟主的文学群体，代代相沿，成一系列：前一集团都为后一集团培养了盟主，后一集团的领袖都是前一集团的骨干成员。因而在群体的文学观念、旨趣、风格、习尚等方面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钱惟演幕府僚佐集团中，以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为骨干，谢绛较为年长，俨然是实际上的文学引路人;尹洙的古文写作，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皆早负盛名;然而欧阳修作为“新秀”脱颖而出，终于成为第二代文人集团的领袖。“欧门”中的曾巩、王安石，原是欧阳修“付托斯文”的既定人选，但当苏轼从万山环抱的西蜀来到汴京时，一鸣惊人，使欧阳修欣喜地疾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第三代文坛盟主的重任便落在苏轼的肩上。盟主的产生主要是由才能的优化选择的自然结果，甚至前一代盟主的个人亲疏厚薄的意向也不能完全左右，这是文人集团稳固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北宋这种具有连续性、系列性的主盟形式，使文学的发展不断获得延续的力量，同时也不断获得新的属性。这在以前是罕见的。

与以往大多数文人集团相类，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内涵。钱惟演作为幕府文士之主，就是依仗其西京留守的政治地位和政府机构来维持其文学群体的，以满足文士们共同文学活动的物质需要，提供必要的社会闲暇，颇像西方的“寄食制”或“文学沙龙”;“欧门”与当时政治革新运动的内在关联，“苏门”与王氏新学、洛蜀党争的纠葛，亦自不待言。但是，文学性质的日趋加强，毕竟成为三大文人集团越来越突出的特点，尤其在“苏门”中更是闪耀出璀灿绚丽的文学之光。三大文人集团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心和坛坫，其依次发展的趋势，不仅跟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同步行进，而且获得了群体文学的充分成熟，足以成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集中体现和杰出代表。

欧阳修、苏轼等人文学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宋代知识分子崇尚“统序”的文化思潮。在当时许多文化领域内，几乎都发生过关于“统”的大论战：史学领域中的“正统”之争，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道统”之争，散文领域中的“文统”之争，佛学领域中的“佛统”之争，乃至政治斗争领域中的朋党之争，趋群化和集团性的意识，深深地渗透进宋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成为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宋代在中国统一时期的王朝中是政权、军权、财权最为集中的朝代，也是政治体制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吸取唐末五代强镇悍将割据叛乱的教训，一方面又迫于辽和西夏的边陲威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可能的基础上，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削弱相权、强干弱枝、守内驭外、重文轻武、财赋独揽等措施，把所有主要权力统归中央朝廷，并进一步由皇帝一人掌管。宋王朝号称“海内混一”，但其实际疆域不及汉、唐，甚至不如晋、隋，石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始终未能归入版图。这一恒久的遗憾恰恰也促成其专制集权的强化、皇权的过度膨胀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对“统”的普遍追求，以树立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基本文化精神之一，因而正统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中成了长久的论题，北宋以后仍然聚讼纷纭;但北宋时期却是其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重要阶段，显示出理论思维的初步成熟。其时文学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正是同一政治格局大转型时代的精神产物。北宋各个文学集团的具体形成过程各异，或是一时偶然的会合，或由单线的个别交游扩大到网状的群体组合，然而一拍即合、相互凝聚，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趋群求众的尚“统”思想已成为时代的共识。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构成文学集团的思想基础。

宋初热衷于讨论和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