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件要关注三点：核心是股权代持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是股权代持合同的性质究竟是信托合同，还是委托合同，或者借用协议、代理合同、无名协议，要搞清楚；三是本案当中股权代持的证据中有无股权代持关系，包括出资证...

陷股权代持纠纷，涉隐瞒关联交易，Iphone生产计划搁置……

“大牛股”立讯精密近来祸不单行。

早在2019年6月13日，立讯精密的股权代持纠纷案就已拉开序幕。

彼时，中岳联拓总经理、原立讯精密集团管理中心高管吴政卫向深圳中院起诉王来春、立讯精密、立讯有限公司，要求法院判令王来春、立讯有限公司向吴政卫支付部分股权价款人民币4.18亿元，以及立讯有限公司8%股权所享有立讯精密自上市后至2017年期间的股息红利余额人民币2572万元，共计人民币4.44亿元。

同年7月4日，深圳中院正式立案。

一年后，深圳中院向立讯精密送达本案相关材料，但公司迄今尚未公告。

8月10日，有媒体报道吴政卫在受访时出示了一份由王来春签名的《股权承诺声明书》，文件签署日期是2011年3月23日，直指王来春曾代持吴政卫所持立讯精密股份。

但公司果断回应称：王来春女士未签署过媒体报道的《股权承诺声明书》，并表示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这场“罗生门”最新进展是，原定于8月14日开庭的案件，因文件准备不足取消，开庭时间待定。

8月18日至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曾多次就开庭时间和案件进展致电立讯精密证券部，但均未接通，公司也未做出任何回应。

而这场闹剧的另一面是，自本案立案一年多来，立讯精密股价飙升，自2019年6月13日收盘价12.94元/股，直飙到2020年8月20日收报51.31元/股，总市值达3583亿元，股权纠纷案涉及金额高达146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此次股权纠纷案坐实王来春存在代持行为，立讯精密或将涉嫌动用上亿IPO募集资金进行关联交易。

146亿巨额“代持门”起因

故事得从立讯精密登陆资本市场开始讲起。

吴政卫表示，立讯精密成功上市，他功不可没。

据吴政卫公开讲述，2007年，经时任正崴集团旗下富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下称“富港电子”）负责人郑宁郎引荐，其与王来春相识，吴政卫时任富港电子财务主管。

当时，立讯精密正筹划IPO，但因此前的账务管理混乱并不满足上市要求，在与吴政卫进行多次沟通后，王来春力邀其以经营者身份加入立讯精密，尽快搭建起立讯精密合规的财务体系，以期实现成功上市。

吴政卫称，当年的王来春为IPO求贤若渴，开出的“入职”条件十分诱人，年薪200万港币或人民币，外加持有立讯集团股份。

这就是整个股权纠纷案的起因。

值得注意的是，吴政卫2008年春节前后自富港电子离职，并未“实质性”加盟立讯精密，也未直接持有立讯精密股份。

具体而言，吴政卫并未在立讯精密公开任职，而是在一家王来春新成立的看似与立讯精密没有关系的“关联企业”——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

但据吴政卫所说，其实际主要工作地点是在深圳的立讯精密公司，负责财税规划、协助公司上市等工作。

同时，根据其叙述，王来春担心吴政卫台湾人身份直接持有立讯精密股份较为敏感，可能影响公司上市进程，经合议由王来春暂时为吴政卫代持承诺的有关股权。这一决定，为十年后的百亿巨额股权代持纠纷案埋下了伏笔。

2010年9月15日，立讯精密成功上市，吴政卫功成身退，要求王来春履行承诺，并进行股权代持登记。第二年3月23日，双方达成统一意见，签署了《股权声明承诺书》。

《股权声明承诺书》显示，吴政卫通过王来春代持香港立讯有限公司8%的股权；按香港立讯有限公司控股比例66.7%计算，吴政卫持有立讯精密5.336%的股权，代持股权经换算对立讯精密拥有约5.336%的股权。

2011年下半年，吴政卫彻底离开立讯精密，双方“友好分手”。

此后，立讯精密分别在2014、2016年经过两次增发，吴政卫持有股份相对应下滑至4.08%，按照8月20日盘收51.31元/股、总市值3583亿元计算，这部分股权市值约146亿元。

据吴政卫方讲述，近年来，其曾多次要求王来春按承诺支付有关股权对价，却屡遭拖欠。直至2018年，王来春突然对此代持事项矢口否认，案件就此一触即发，吴政卫决定与王来春对簿公堂，于2019年6月13日一纸诉状将王来春、立讯精密、立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7月4日正式立案。

立案一年多来，此案并未引发大范围关注。

反而是由于立讯精密的经营情况一片大好，2019年营业收入625.16亿元，同比增长74.38%，净利润47.14亿元，同比增长73.13%；今年一季度营收和净利也双双增长，分别同比增长83.1%和59.4%，公司股价翻了4倍有余，从12.94元/股飙升至51.31元/股。

“罗生门”背后的并购“谜团”

而近期，该纠纷案愈演愈烈，或受此影响，公司股价出现小幅下滑。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告诉记者：“该案件要关注三点：核心是股权代持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是股